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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模式”的三个问题 　　【摘要】 “中国模式”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国外学者、政要和媒体所提出的新概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加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在中国改革发展取得巨大成功的影响下,国际社会开始炒起了“中国模式”、“北京共识”。在文章中试图从“中国模式”提与不提或是慎提、如何提法及“中国模式”的内涵这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关键词】 中国模式;北京共识;改革开放;社会发展模式 　　 　　早在2002年,卡瓦吉特?辛格(Kavaljit Singh)首次将中国的发展模式称为“北京共识”。随后,美国高盛投资银行的资深顾问、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乔舒亚?雷默于2004年5月7日在伦敦《金融时报》上提出“北京共识”,11日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全文发表了他撰写的《北京共识:论中国实力的新物理学》的报告。自此,“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等成为国内外舆论界、学术界讨论的话题。 　　一、中国模式:提,不提,慎提? 　　德国杜伊斯堡―艾森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东亚学研究所所长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认为中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中国的这一转型期将伴随着急剧的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在这种条件下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也指出,中国改革开放至今,体制还没有完全定型,还处在继续探索阶段,现在提“中国模式”有定型之嫌,应该慎提“中国模式”,而主张“中国特色”。2002年我国GDP首次突破10万亿元大关;2003年人均GDP更是达到1090美元;2008年中国GDP已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欧盟除外)。无论是在经济、政治、文化,还是在国防外交方面,中国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特别是在2007～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中,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作出了巨大贡献。 　　首先,有助于对中国目前发展情况进行切实的定位。“中国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若没有建国初期效法巴黎公社、照搬苏联模式的失败,以及“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就不会走上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建设道路。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在于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对中国的发展状况进行符合实际的定位。付出代价和做出牺牲的原因是不能切实对中国的社会发展进行具体分析,不能对历史文化条件进行综合判断,进而不能对中国当时的发展状况进行切实的定位。对中国30多年的改革发展经验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模式”的同时,要谨防对中国目前发展阶段和发展状况的不切实际的定位。 　　其次,有助于提高中国的软实力。软实力是指一国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国际影响力与感召力。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意识形态等体现出来的“软实力”。历史证明:历来都是两种实力兼备的国家才能在国际上占据主导地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需要提升自己的软实力,在一定意义上,国外一些媒体的文章将“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作为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重视对其的研究和宣传是提高中国软实力的一项重要举措。“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具有文明价值观特征的概念,就是建立在中华文明基础上的,这种逐渐被世界认可的共同价值,对营造有利于中国崛起和复兴的国际安全环境具有重大的作用,也是消除“中国威胁论”的有力武器。 　　二、中国模式的提法 　　关于中国的发展经验、发展道路有许多不同的提法,“北京共识”、“中国道路”、“中国发展模式”、“中国发展道路”以及“中国市场经济模式”等,这几个概念都不足以概括中国30多年来的发展经验和发展道路,其中争议最大的是“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的取舍。系统提出“北京共识”的是雷默,他指出“北京共识”是一系列的关于中国发展的新思想,并将其定义为:坚决进行革新和试验(如中国经济特区);积极维护国家统一和国家利益(如台湾问题);不断精心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雷默作为一个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变化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他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和发展道路的总结是有些以偏概全,应该慎提“北京共识”,而主张提倡“中国模式”。 　　首先,“中国模式”蕴含着中国发展道路的经济理论基础、社会历史背景、经济运行机制以及财政、金融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内容。“模式”可以在一个国家内独立存在,无须外界形成共识。“共识”则需要外界比较广泛的认同,作为中国的学者,不能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 　　其次,“北京共识”是参照“华盛顿共识”,带有很强的政治意味,且有否定后者之意,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无须对其他发展模式进行评价,更无须与“华盛顿共识”形成鲜明对比。 　　再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