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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斯密问题”的经济学探索 　　摘要：“斯密问题”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它的真伪、结论，而在于分析这一问题过程中带给人们的思想启迪。我们要辩证地、历史地看待它，思考它；而不能用“存在”与“不存在”来简单地回答它，争论它。将这一问题引申至对于自由经济的资本主义乃至如今市场经济的经济学本性思考将会更有意义。经济学并不应是如今仿佛作为数学分支的学科形式存在，究其根源应是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本文即是以这样一种视角，以“斯密问题”为媒介，另辟蹊径，通过《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两个角度共同分析，体悟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的思想基础及其对当今经济社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斯密问题；市场经济；商业社会 　　中图分类号：F091.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9-0021-03 　　 　　一、引言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一般被看做是经济学形成体系、正式成为一门学科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以亚当?斯密为首，以及马尔萨斯、李嘉图、约翰?穆勒等一批经济学家建立了现代被称为“古典学派”(Classical School)的政治经济学。其中，斯密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他作为英国工厂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继承和发展了英国自配第以来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理论体系的创建者，他对这个学派以及以后的经济思想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亚当?斯密在1759年出版了《道德情操论》一书，该书包括了神学、伦理学、法学和政治学等方面的内容，其中也涉及到经济学和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1776年，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部政治经济学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出版问世，它标志着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正式建立起来，该书也使斯密成为当时英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 　　 　　1．亚当?斯密问题 　　根据陈岱孙等的记述，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提出所谓“斯密问题”，即这两部著作间存在矛盾，他们认为斯密在写作《道德情操论》时，主要受哈奇生(Hutcheson)的视仁慈(benevolenee)为道德基础的观点和休谟(Hume)的同情观影响，以同情心作为人性基础。而在写作《国富论》时，斯密在法国之行时受到了法国重农学派“唯物”哲学的影响，从而使他的理论转向了利己的理论。 　　这一命题已被众多学者从多方面证伪。虽然如此，该问题的提出以及随后《法学讲义》的发现，成为了加深研究亚当?斯密的思想体系中伦理学、经济学以及法学之间关系的契机。作为一个“问题”，最为重要的并不是其本身是否能够圆满地被解决或是被揭示，而是其带给人们的思索探求过程对整个学科体系的推动作用。 　　 　　2．以往研究回顾 　　1896年，爱德温?坎南(Edwin Cannan)出版了斯密于1752―1764年任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时所使用的讲稿《法学讲义》，证明了两部著作都在此基础上完成。斯密在其中已阐述了《国富论》中自利而非仁慈是经济行为动机的观点，这产生于法国之行前。与斯密同时代的传记作家斯图尔特(Dugald Stewart)和同事约翰?米勒(John Millar)也认为，早在16世纪50年代早期，斯密就已提出他的主要经济学说，早于法国之行和重农学派任何重要著作的出版。 　　《道德情操论》中的同情心是一种心理体验能力，即能站在对方的角度，通过“想象”来感受别人情感的能力，是在置换或位移体验意义上的“同一种心境”，不全是日常意义上的怜悯和怜惜，而是指“同感”。“同情”属于心理学范畴，“自爱”和“利他”是其构成的基本要素，“同情心”的内核是“自爱”。道德世界的基础由自爱心和博爱心共同构成。《道德情操论》建立在完整的人性基础上，《国富论》仅仅以利己的人性为基础，二者在此意义上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学者们通过对“斯密问题”的研究，逐步引申到经济学要不要讲道德，经济学应该如何与伦理学结合的问题。清华大学万俊人教授指出：“‘亚当?斯密问题’揭示了人类经济生活与道德生活之间的内在紧张，也揭示了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隔膜。”湖南师范大学聂文军博士认为：“‘亚当?斯密问题’昭示了经济学与伦理学这一学科上的既分离又相互联结的关系，伴随着现实的运动发展，作为社会意识形式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呈现出相应的、动态的历史运动。” 　　直到今天，国内外学者们对该问题的争论仍未停止。其实，它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性命题，它所折射出的问题远远超过其本身。我们要辩证地、历史地看待它，思考它；而不能用“存在”与“不存在”来简单地回答它，争论它。 　　 　　二、斯密问题的一点经济学思想分析 　　 　　斯密对商业体制的态度，使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他这种态度所蕴涵的不寻常的矛盾心理，而这种体制又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