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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若干认知 　　摘要:在摩尔的书中,关于结构、剥削、现代化等的论述是极为深刻的,对于比较的、历史的等研究方法的应用是极为精道的。摩尔以世界现代化的政治演进道路作为主轴展开了全书的基本架构,探讨了之所以主流的、“现代性”的几种政治制度得以形成的原因。但是,从方法论上来讲,这里似乎是摩尔的一点失误:在作史学推演的时候,恰恰在史学论述上显得不够;在强调历史重要性的同时,恰恰在很多地方忽视了历史的作用。 　　关键词:制度惯性;权力结构;暴力革命 　　中图分类号:G9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3-0204-02 　　 　　作为20世纪社会科学的三大名著,《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以下简称《起源》)是一部思想价值极高的作品,将近半个世纪以来在文化思想界的讨论长盛不衰。通过阅读《起源》,我们可以发现巴林顿?摩尔采用了迥异于他那个时代的叙述逻辑和分析框架。首先,摩尔在宏观的历史框架中探源索隐,区分出三种分布于不同时间序列和因果链条上的现代化道路:以英、法、美为代表的西方民主道路,以德、日、意为代表的法西斯道路,以及以俄国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其次,摩尔提出了一反常规的结构理论――将现代化进程简单的归结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中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对比的结果,反将目光转向了地主贵族和农民间复杂的结构关系及其对未来历史产生的独特影响。其三,我们会发现,“暴力”在摩尔那里实现了身份的转变,由保守主义者 “抨击、批判和摒弃”的对象化身为“变革和创造”历史的必要步骤,历史的演进在“暴力”中找到了或失去了彼此衔接的线索。 　　在摩尔的书中,他关于结构、剥削、现代化等的论述是极为深刻的,对于比较的、历史的等研究方法的应用是极为精道的,对于这些我们后辈学人真的很难实现超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本文不想也无力对摩尔精深的思想进行全面的论述,只是选取几个引发了笔者深入思考的问题进行一点肤浅的解读。 　　 　　一、制度惯性的力量 　　 　　确切地说,《起源》一书是一本广阔的宏观史学论著,虽然书中有很多关于制度变迁、法律建构方面的论述,但是??方法论上来讲,这里似乎是摩尔的一点失误:在作史学推演的时候,恰恰在史学论述上显得不够;在强调历史重要性的同时,恰恰在很多地方忽视了历史的作用。 　　就历史而言,20世纪西方学界兴起的行为主义者普遍认为历史是无意义的。尤其针对当下的政策研究来说,历史研究和规范研究一样,提供的仅是事后的经验和教训,无法深刻地了解现实政治过程的运行情况和策略需求。而且传统政治学研究中的历史方法,相较之以“科学、精确”著称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来说,多是冗长的、繁琐的、描述性的史料堆砌,不仅缺乏对一般性理论的抽象和模型的建构,在理论的精确性和说服力上也逊色不少。因而历史作为一种包袱被丢弃了,并不处于他们的研究视域之中。摩尔则不然。在否定行为主义过于简化的“偏好――行为”解释逻辑和演绎模型之时,对历史作了审慎的处理。在行为主义泛滥之际,他致力于国别史的研究。无论是“资产阶级民主的革命起源”还是“亚洲迈向现代世界的三条道路”,摩尔皆以历史作为叙述的起点。 　　摩尔首先认为,一国历史本身制约着该国的现代化的路径和时间选择,因为“各种政治模式的历史前提是大相径庭的”[1]。对于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存在诸种路径,有一种错误的“决定论”倾向,这从清末现代化过程中对西方立宪制度的文化误读和发展中国家移植西方民主制度的失败中可以窥见一斑。在很多时候,我们在肯定异质文化中的某一制度的功效时,往往忽视了该制度得以实现其效能的历史、文化、经济和社会诸方面的前提和条件,仅仅抽象地关注制度功效与选择该制度之间的需求性关联而非逻辑上先于此的可能性关联。制度的变迁和移植都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还涉及到制度的再生问题,因为制度安排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开放的生存系统。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摩尔对待历史的态度和青木昌彦所言的“制度起源的意外耦合”[2]说法甚为一致。对于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不是某一因素就能决定的了,而是诸种因素并存、融合、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历史的结果并不总是有效度的,很多时候都会超越人们预期范围。 　　然而,我们从摩尔的文章中也还能读到,他有一种很强的“历史无效性”的倾向。传统的史学研究普遍认为,历史是理性的、进步的、有效率的。譬如,根据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推出了“历史是前进的、上升的”结论,基本上都还是一种“长时段、深层次、总体史”研究。有点类似于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的前后连贯的纲领,再作进一步的研究。然而,摩尔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历史无效性”,他在整个叙述的过程中,对于法西斯道路和社会主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