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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面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思考 　　前不久，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在京举办了“诚信创造税收”为主题的论坛。因主题新颖，在与会者中引起积极反响。将诚信与经济相并列，进而提出诚信创造税收，是想表达这样一个意思：除了经济之外，纳税人的诚信也是税收的一个重要源泉。经济与诚信共同创造了税收。这的确是一个颇为新颖的说法。 　　先看全国的情况。今年1～6月份，全国税收收入的增速30.5％，而同期GDP的增速是10.4％。如果说只有经济创造税收，那么，GDP增速与税收增速之间的差额达20.1％。这个差额，是什么因素创造的?即便考虑到物价上涨因素，把同期的CPI(7.9％)叠加到10.4％之上，从而得到以现价计算的CDP增速18.3％。这时，GDP与税收增速之间的差额仍有12.2％，相当于税收增速的近一半儿。这个差额的来源，又可用什么因素去说明? 　　再看北京市的情况。今年上半年，北京市地方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为31％。同期北京市GDP的增速为11％。两个增速之差为20％。同样，将同期的北京市CPI(6.1％)叠加至11％之上。从而以现价计算的GDP增速17.1％与北京市地方税收收入增速31％相遇，那么，两个增速之差13.9％的来源又是什么?倘若将来自北京市的国、地两家税收收入加总求和，那么，今年上半年北京市税收收入的增速则为36.8％。按照同样的计算方法，GDP增速与税收增速之间的差额将扩大为19.7％。对于这个更大些的差额，我们又能用什么因素加以解释? 　　无论全国，还是北京，或是其他别的什么省市，两个增速之间差额的来源，显然要从经济之外的因素――非经济因素――中寻找。对于支撑税收收入持续高速增长的非经济因素，迄今为止，我们所能听到的一种来自官方层面的归结，是税收征管力度加强的结果。但是，深入探究一步，税收征管力度加强所收获的税收增长，其功绩似不能只记在税收机关身上，而应归功于征纳双方的共同努力。税收征管因素对于税收增长的贡献，也是应当“一分为二”的：一部分来自于税务机关的努力，另一部分则来自于纳税人的诚信。 　　在进入本世纪以后，中国的税收，一直呈持续高速增长的态势。而且，一直都在以高于甚至远高于GDP增速的速率增长。???便在当前国际国内的宏观经济形势发生较大变化的背景之下，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已经有所回落，税收增长却依然保持了强劲的势头。本应高度相关的经济与税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脱节，且脱节的情势越来越严重，肯定要归因于非经济因素的贡献。这里所说的非经济因素，既包括税务机关的征管，也包括纳税人的诚信。 　　纳税人的诚信可以创造税收，包括诚信在内的非经济因素成为支撑我国税收增长的主要力量，这当然是好事情。因为，它毕竟为中国的税收增长添加了一个特殊的驱动器。但必须指出的是，它并非符合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普遍现象。只要冷静下来，稍加有哪些信誉好的足球投注网站，通过对各国经济增长和税收增长相关数据的比较，便可发现，在当今世界，非经济因素同税收增长之间达到如此之高的关联度，我国可能是一个仅有的例外。比较普遍且符合规律的情形是，在保持税收增长略高于(而非远高于)GDP增长的轨道上，GDP增速与税收增速高度相关。 　　当前，我国之所以呈现出GDP增速和税收增速之间的如此大的差距，以至于让各种非经济因素成为决定税收增速大小及其与GDP增速差额大小的主要力量，其深刻的原因无非在于，现行税制留给税务机关的“征管空间”巨大，留给纳税人的“诚信空间”巨大。或者说，留给税务机关和纳税人的“努力空间”巨大。 　　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现行税制要给税务机关和纳税人留下如此之大的“努力空间”?又是什么原因使得非经济因素焕发出越来越强大的税收增长“魔力”? 　　我国的现行税制诞生于1994年，那时，税务机关的征管能力不强，纳税人的诚信水平不高，以至于税收的实际征收率偏低。为了实现既定的税收收入目标，必须以较高的“法定税负”与偏低的“实征税负”相匹配。举个例子，即便政府确定的税收收入目标只有10000亿元，倘若税收的实际征收率为50％，为了保证这10000亿元的既定税收收入目标的实现，也须搭建一个能够在名义上征收到20000亿元的税收制度框架。可以看到，“法定税负”与“实征税负”之间的那50％的距离，正是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努力空间”的来源，也正是非经济因素得以发挥作用的基础。 　　这些年来，特别是进入本世纪以后，在我国无论税务机关的征管水平，还是纳税人的诚信水平，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正是在“两个水平”双双获得极大提升的推动之下，税收的实际征收率得以迅速提升，“法定税负”与“实征税负”之间的距离得以迅速拉近。从而，非经济因素对于税收增长的贡献度越来越大了。 　　这实际上是说，非经济因素与税收增长之间的关联度甚高以及日渐加大，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然而，时过境迁。如果说，在十几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