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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启动民间投资的战略思考 　　 　　启动民间投资的背景和机遇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增长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而经济的健康增长则有赖于供需关系的平衡。我国长期计划经济时期，生产力比较落后，社会供给严重不足，存在着供给硬缺口的约束，市场表现为商品短缺、凭票供应、有价无市和黑市的存在等，人们的很多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得到巨大解放，供给能力大大提高，商品极大丰富，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已渐成买方市场，原供给约束的矛盾已转变为有效需求不足的需求约束，但与此同时，仍然还存在供给方面的问题，因而是以有效需求不足为主、供给结构失衡为辅二种约束机制并存的双重约束。在这种情况下，要推动经济发展，则既要从总量上考虑有效需求的拉动作用，也不能忽视供给关系的结构性调整问题。 　　从目前看，供给约束虽然不是主要问题，但也不容忽视。在公共产品领域里矛盾突出，供给严重不足，特别表现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力的不足，如农村基础设施之严重不足，以及不久前防“非典”中反映出来的公共卫生服务能力的不足等。市场上对部分高端产品的需求供给不足，如绿色农产品的短缺、高新产品自主研发能力不足等。 　　从需求方面来看，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及世界经济的不确定因素等影响，至今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目前美、日、欧三大经济体经济仍低迷，致使我国出口的外需拉动作用将十分有限。而且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也不可能完全照搬“新兴国家”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相比之下，内需的作用更重要，可控性也更强，最终还应确立发展内需主导型经济。而就内需而言，消费的不足是一个现实的问题，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收入制约，储蓄存款虽10万亿之强，但人均仍不足8000元，而且分布不均。结果是高收入人群有消费能力但相对消费意愿低，而低收入人群虽有较强消费意愿但相对消费能力不足；由于预期不乐观，存在的下岗分流等收入减少可能和社会保障机制不完善而未来教育医疗住房等支出增加可能的双重压力，从而形成内在消费紧缩机制；消费环境制约，既有基础设施不足的硬环境制约，这在农村表现得尤为突出，也有消费者主权得不到保障的软环境制约；从市场自身发展来看，进入了相对平稳发展的调整期，尚无大的消费热点以形成新一轮消费升级。 　　另外，从投资来看，首先是政府在投资总量上受到国家财力总量约束。即使是用于建设，财政赤字也必须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线下，而且还存在投资方向约束，国家财力不宜投入于竞争性领域与民争利，如果这样做，还可能会对社会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而应投向公共基础建设方面，并能起到对社会投资的拉动作用。从实践上看，多年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但其作用也存在效益递减问题，而且寄希望于长期靠国家财政投资支撑经济增长也是不可能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将是必然的，我们可以认为今年不再加大财政的投入本身就是淡出的体现。而对于积极财政政策淡出形成的空位，可以也理应由社会投资来补位。事实上，我国现在全国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社会投资已经占了一半。 　　社会投资主要包括外资和民间投资二个方面。从外资情况来看，我国近年吸引外资力度不断加大，2002年吸引外资500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但必须看到，影响外资投入变数甚多，如果世界经济走出目前低迷，替代效应上升并可能显于收入效应，则我国引资将会更加困难，而且从长远看，透过经济全球一体化大潮，仍然能看到客观存在国家经济安全问题。 　　从我国国情看，目前尤其要注重启动民间投资。虽然我们对民间投资的政策已从过去的禁止和限制转变为松绑和鼓励，而且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也是以年均20%的高速度增长，但民间投资的黄金时代还远未到来。从我国目前看，民营经济总的情况仍然是总量少、行业窄、发展仍受限制，其中70%为实业且主要集中在批零业、餐饮业、建筑业及部分制造业，远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制约民间投资的原因分析 　　 　　形成目前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历史原因。由于计划经济时期片面追求“一大二公”，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民营经济基本上没有生存的空间，更谈不上发展了。这主要是从存量上一直影响到目前经济所有制格局，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和老工业基地情况更突出。 　　政策因素。比如在国有企业可进入的80多个行业中，允许外资进入的有62个，而允许民间资本进入的却只有42个，其发展空间有限。我们至少没有理由认为民营资本比外来资本更具危险性，而这种歧视性的政策不仅反映在市场准入上，同样反映在监督、管理、服务、税收和退出等各个方面。 　　资金门槛限制。一些行业对较高的资金准入要求，事实上否决或至少是限制了民间资本的进入。由于民营经济长期受压制，起步晚，资金实力较弱且分散。从民间投资所需资本的集中来看，单个资本自我积累时间过长，通过内部融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