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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几个问题 　　１９８５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实施，拉开了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序幕。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从１９９８年开始，以科研机构分类改革为重点加大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力度。但时至今日，我国科技体制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状况还没有实质改变。为此，需要对近２０年来的科技体制改革加以总结和研究，并提出具体完善措施。 　　 　　一、科技管理体制和机制问题 　　 　　进入上世纪９０年代，国家先后提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建立国家创新体系，但在科技体制改革的推进上，始终没有跳出就科技改科技的圈子。在科技的宏观管理上，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管理体系，部门、行业和地区条块分割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由此造成的科技事业资源重复配置、闲置浪费以及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的局面没有改变，致使有限的科技投入难以有效发挥作用，课题重复设置、设备重复引进、该推广的成果得不到推广等，直接制约着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在科技管理机制上，没有突破传统的计划管理模式，行政色彩浓厚；没有建立起适应科研和技术开发规律的研发、评价和监管机制；对如何为科研一线人员创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培养鼓励创新的环境等探索不够。在宏观决策上，没有把科技放到应有的战略高度。国家虽已设立了科技领导小组，但在决策上所发挥的作用不显著。针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创新的特点，如何协调政府部门、科研院所、大学、企业和民间的科研机构，形成合力，建立起有效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明确。 　　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各国均把科技管理放在宏观管理的最高战略层次。美国政府没有统一的科研管理机构，科研及其经费管理分属有关职能部门，但为了加强管理，设立了由总统领衔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下设９个专业协调委员会，来统一协调制定跨部门的研发战略及相应的综合投资计划。而且，国会参众两院都设有负责科技事务的委员会，审议批准科技立法草案、政府重要科技机构的设置、重要科技官员的任命以及科技经费预算等。日本有内阁总理大臣兼任议长的综合科学技术会议，协调政府各省厅的科技事务、制定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英国有首相任主席的政府科学技术委员会，协调各领域关系，为政府科技决策提供咨询。 　　从我国的实际出发，首先应完善科技高层决策制度。可以考虑改国家科技领导小组为国家科技领导委员会，负责协调政府各机构科技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确立中央政府的科技投资目标，并确保政府计划与目标相符；保证科技决策能够在其他政策和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中得以落实。其次，要改革和完善宏观管理体制。其基本原则，一是要体现国家意志；二是要实现各部门、各领域的协调；三是要实行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各学科的交叉融合不断深化，客观上要求政府的重大科技决策应在广泛听取多学科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做出。这也是各国的通行做法。再次，要探索完善新的管理运行机制。将分散在不同部门的财政对科技投入的决策权集中行使；科技主管部门要从安排资金、决定项目以及实施评估等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于规划政策的制定及执行监督；依法建立有关的基金会、学会等非政府组织，由政府聘请专家来具体确定项目和资金安排，并健全其内部的招投标、监督、评估等制度。 　　实行科技评估是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近２０多年来，绩效评估作为公共管理的基础在西方各国被广泛重视并应用到各公共服务领域，其过程也更加规范化、系统化。我国在这方面相对落后。２００３年９月科技部公布的《科学技术评价办法》（试行）规定，科技部是科学技术评价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科学技术评价工作的宏观管理、统筹协调和监督检查。国务院其他相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范围，负责有关的科学技术评价工作。应该说，出台这一规定较以前无所遵循已前进了一大步，但在宏观管理由各部门分割的情况下，只对科技工作的一个环节开展评估是远远不够的，其他部门对科研单位的日常经费拨付、固定资产投入等也都应在绩效评估的基础上进行。也就是说，评估应该站在国家角度而不是部门角度开展，评估应全面、规范。目前，我国研发经费支出中企业支出比例已经超过６０％，国家的一部分投入由企业来支配，在企业有关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加强科技项目评估更显重要。 　　 　　二、国家科技体系的构建问题 　　 　　虽然经过长期的试验探索，但对究竟如何构建我国的科技体系，思路并不清晰。 　　首先，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企业是研发投入和支出的主要力量，而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以政府及所属科研院所作为主要力量。近两年这种状况虽有所改观，来自企业的研发投入超过了政府，但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却增长缓慢。国有企业技术创新动力不足或对科研成果需求不强直接制约着科研成果的转化和整个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其原因，一是企业改革不到位，人多、钱少、设备陈旧等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企业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