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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对策思路 　　党的十六大报告在部署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任务时，提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进一步强调，要对收入分配进行“宏观调节”，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中等收入者”，还没有一个像“贫困人口”那样正式的可操作性定义，所以也无法测算中等收入者的比重。 　　按照现在人们一般的理解，“中等收入者”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一是作为收入分配的概念。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提高，其前提条件是收入差距的缩小，中等收入者的扩大是收入分配结构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的结果。二是作为发展的概念。从达到某种生活水平（如小康生活）来说，即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在一定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重将缩小，收入在一定中等收入线以上的人口比重将扩大。 　　如果认为“中等收入者”是完全相对的概念，不把这个概念纳入发展的进程来理解，认为“中等收入者”就是接近一定收入平均线的一定比例的收入群体，在普遍贫困的情况下“中等收入者”也可以占多数，那是错误的。同时，如果认为“中等收入者”仅仅是高于一定生活水平的概念，与收入分配状况没有任何关系，也是不确切的。 　　“中等收入者”的扩大，依赖于两个前提条件：一是缩小收入差距，避免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如果没有收入差距的显著缩小，平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并不会带来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扩大；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能够过上小康生活和现代化生活水平的人数越来越多。 　　“中等收入者”的概念是我们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提出的，是用以描述我们期望的多数人未来生活状况的概念，如果用目前全国城乡平均收入线作为基线来描述“中等收入者”，则“中等收入者”的收入标准会偏低，与一般人对“中等收入者”的理解差距较大。因此，我们选择我国城镇家庭年人均收入线作为参照基准，把高于这个平均收入线2.5倍及以??的收入群体定义为“高收入者”（世界银行专家使用的标准）；把低于平均收入线50％及以下的收入群体（这个标准在发达国家通常被定义为“相对贫困”）定义为“低收入者”；把低收入的上限到平均线之间者定义为“中低收入者”；把平均线以上到平均线的2.5倍的人群定义为“中等收入者”。 　　根据以上定义和2006年我们的调查数据，以及根据收入普遍低报的调查经验，对收入水平用1.5的系数加以调整，获得以下的测量标准和衡量结果：我国家庭年人均收入在35001元以上的为高收入家庭，在14001―35000元之间的为中等收入家庭，在7001―14000元之间的为中低收入家庭，在7000元以下的为低收入家庭。按此标准进行测算，我国目前家庭年人均收入在35000元以上者占3.3%，在14001―35000元以上的“中等收入者”占13.0%，在7001―14000元之间的“中低收入者”占22.8%，在7000元以下的低收入者占60.9%。 　　这样的测算结果表明，第一，如果我们仅仅把“中等收入者”作为一个发展的概念和生活水平提高的概念，像设定“贫困线”那样设定一个相对固定的“中等收入线”，那么随着城乡家庭人均收入以年均7―8％左右的速度增长，中等收入者到2020年达到人口的多数或就业者的多数是可能的，但按这样标准界定的“中等收入者”，可能与一般民众的理解有较大差异。第二，如果我们把“中等收入者”同时作为一个收入分配的概念，即随着平均收入线的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收入标准也不断提高，只有缩小收入差距才能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那么在未来十几年或到2020年实现“中等收入者”占多数，就需要大大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这项任务比较艰巨，难度大。作为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目标，把“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中等收入者比重显著提高”作为努力目标更切合实际。 　　当然，以下几点值得进一步讨论：第一，从长远发展来看，如果我们把那些虽然目前收入尚未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正在从事专业技术或者从事半技术半体力劳动的人员，以及文化教育水平达到大专教育以上的人员，都看作在未来有潜力达到中等收入的人员，那么，未来收入可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者能达到40％左右。第二，客观上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和主观上自认为属于中层并不是一回事，而且二者之间并无确定的因果关系。影响人们对经济社会地位进行主观选择的因素很多，从社会态度的影响因素来看，主观阶层认同与客观社会分层相比，其对社会态度的影响更加显著。第三，缩小收入差距，最有效、最容易操作的办法是税收和社会保障。 　　因此，目前应当考虑从六个方面切入，调整收入分配结构。 　　第一，调整国民收入结构，扩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提高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