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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上市公司高管任期经营绩效与研发投入相关性研究 　　一、引言 　　新经济增长理论将创新、研发与内生经济增长联系起来，认为经济增长最持久的源泉在于知识生产和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以此为基础，熊彼特增长理论提出了内生的研发和创新是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Howitt和Mayer-Foulkes（2002）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提出“现代研发”是导致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这与现实经济中各国经济发展的特征事实相符。研发和创新不仅是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企业保持持续的市场竞争力的有效手段。许多知名的高新技术企业如中兴通讯等，研究与开发费用（RD支出）都占很高的比例。 　　国外学者主要从公司特征和高管特征两个方面，研究企业的研发投资行为，取得了较多成果。国内已有的研究集中于企业规模、负债水平等企业特征，以及高管团队特征、高管激励政策等高管特征对RD投资的影响，高管个人特征方面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从高管任期、经营绩效两个方面综合考虑，考察其对企业的研发行为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 　　（一）国外研究Demsetz（1967）等人认为企业是作为合约存在的依附体和各合约方联系的枢纽而存在。一定意义上， 企业的行为如同市场行为一样， 是各合约主体相互作用的复杂均衡结果。因此现有的研究很多以高管作为主体，从高管特性的角度研究其对企业研发行为的影响。此外，企业特征对于研发行为的影响也是研究的主要方面。 　　Hambrick 和Fukutomi（1991）以为，CEO任期每增长一年， 他就会更专注于用自己的方式经营公司，逐渐不愿意进行组织创新。Miller认为， 更长任期的CEO会更加不愿意调整战略以适应企业的外部环境。Thomas等的研究也发现， 奉行“探索者”（ prospector） 战略的企业的CEO 或高管团队的任期都较短。Jianfeng Wu和Rungting Tu则发现公司业绩能够加强高管的股票期权激励对RD支出的积极影响。 　　（二）国内研究 在我国，现有的实证研究主要涉及高管任期与行业特征对RD支出的影响。刘运国、刘雯（2007）指出，RD支出与高管是否持股同高管任期呈显???的正相关关系。文芳、胡玉明（2009）发现，高管任期特征、股权激励机制对公司RD 投资的影响因高管年龄的不同而有差异。皮永华、宝贡敏（2005）则证明了不同类型行业的研发强度是不同的。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现代企业股东与管理层普遍存在的委托代理关系，使企业需要合理的激励机制促使高管减少短视行为，更多考虑企业的长远利益如进行研发投资。高管任期可以给高管带来隐性激励如在职消费等，从而可以认为是一种隐性激励。 　　本文认为，高管已有任期越短，对于将来任期的预期就越好，因此就越有动机进行RD投资；当期绩效越好，高管进行短视行为的动机越小，进行研发投资的动机越大（本文将“高管”界定为上市公司年报披露中的总经理、总裁、首席执行官（CEO）或董事长兼总经理）。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RD支出与高管任期负相关，高管任期越长，RD支出越少 　　H2：RD支出与企业的经营绩效正相关，绩效越好，RD支出越多 　　H3：高管的股权激励能够促进企业的绩效对RD支出影响 　　（二）变量设计 具体内容如下： 　　（1）因变量：企业的研发支出。企业的研发投入主要体现在研发资金以及研发人员两方面。因此，本文选用两个指标衡量企业的研发支出：RD支出／总资产和技术人员占比。 　　（2）测试变量：一是高管任期。本文选取高管在任年数作为高管任期的代理变量，根据之前文献，采用高管在任年数作为对预期任期的代理变量。二是经营绩效。由于较多实证证据表明，净资产收益率（ROE）较容易受到操纵，因此，本文采用总资产营业利润率（OROA）来衡量绩效。 　　（3）控制变量：其一，高管股权激励。一般认为，股权激励可以促进经理人进行RD投资，为企业的长远利益而努力。因此，，本文选用高管持股比例来控制其对研发支出的影响。其二，高管年龄。根据以往文献，由于RD投资回报的长期性和不确定性，使年长的高管在退休前难以享受到其所带来的收益，因此他们进行RD投资的动机更少。因此， 本文选用高管年龄作为控制变量之一。其三，企业成长性。高成长性的公司更有动机进行RD投资，以维持其核心竞争力。因此，本文采用主营业务增长率衡量企业的成长性。其他控制变量不再赘述。 　　（三）模型构建 根据以上变量设计， 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模型的变量描述如表1所示： 　　（四）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根据已有文献，本文以国家或省级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为选择范围，筛选出明确披露了RD支出数据的高科技上市公司样本共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