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一次极端贸易规则游说.docVIP

鸦片战争一次极端贸易规则游说 　　 　　贸易的关键是贸易规则。 　　也许国人至今仍对加入WTO谈判的漫长与反复记忆犹新。在“与国际接轨”之声不绝于耳的今日,游戏规则的对接尚如此曲折,若是想在两种各具“特色”、“国情”不同的体系之间打通规则壁垒,“谱写历史的新乐章”,又是何等的艰难呢？ 　　中国最早与外资达成的准入规则,可以追溯到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史称:“中国的大门被英国的炮舰轰开了”,中国历史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近代史。在我看来,鸦片战争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被史实遮蔽了,即用现代语词所称的贸易规则游说。而历史的转折点,更像是发生在1834年,而不是1840年。 　　1834年之前,历史没有转折的动力。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之后,广州成了中国唯一的“向洋”贸易口岸,所有漂洋过海而来的“洋夷”,只许在广州贸易。而中国的海上贸易特许权,被朝廷授予广州的“十三行”,对洋贸易由他们垄断,别人不许染指。“十三行”其实是一些做外贸生意的商行,最初有十三家,到19世纪30年代,仅余八家,统称“公行”,由朝廷委派粤海关监督直接管理。粤海关监督之职,并不归户部管辖,而是归内务府。粤海关每年要向内务府缴纳85万两白银的定额,以及诸如皇帝修园子、置办玩具等各种名目的临时捐献银100多万两,实际上成了皇帝私人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视若皇家禁脔。而同一时期,英国对华贸易特许权由东印度公司独家垄断,垄断对垄断,跟“十三行”倒也算得上“门当户对”,在贸易规则上没有显得多么不“对榫”。 　　然而1834年,历史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拐了个弯。 　　这话得从1830年说起。这一年,欧洲大陆革命之火遍地燃烧,由于英吉利海峡阻隔,英国没被烈焰烧到,但也无法风平浪静:在议会大选中,“激进”（主张平等民权、贸易自由）的辉格党在失势多年后,顺应革命潮流,重新掌权。辉格党上台后搞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其中包括开创了现代选举模式的1832年议会改革。而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早已为千夫所指,不得不成为改革对象。1833年,英国议会通过《中国及印度贸易管理法》,宣布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自1834年起取消,对华一般的贸易与茶叶???易向所有英国公民开放。 　　该法案同时规定,设立“驻广州贸易监督”一职。经外相巴麦尊提名,苏格兰贵族律劳卑成为首任驻广州贸易监督。律劳卑出发前,巴麦尊语重心长地叮嘱:要以维护英中之间既有的友好贸易关系为己任。同时交给律劳卑一份委任公函,要他转交中国的两广总督,以说明英方对他的委任。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两项使命没有任何问题。然而,由于巴麦尊对当时中国国情不了解,他委派给律劳卑的两项使命其实是自相矛盾的。 　　懵懂的律劳卑经过四个多月辛苦远航,于1834年7月25日抵达广州城外。他不敢有丝毫懈怠,第二天一早就派秘书前往广州城外的两广总督府邸递交委任公函,然而却吃了闭门羹！不但公函没有被送到两广总督手里,律劳卑反而接到了一条让他百思不解的命令:两广总督卢坤命令他不得留在广州,不得递交公函,接到命令之后,应马上前往澳门,否则就地正法！真是晴天霹雳,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当时中英之间的贸易规则区别所致。在巴麦尊看来,对外委派使节要向对方呈递公函,这是国际规则,天经地义。但大清的天子和百僚却并不这么想。 　　当时中国自有一套独特的贸易体系,即朝贡体系。在朝贡体系中,中国是天朝上国,处在中心位置,边远蛮荒之国,遣使而来,也只能是“贡使”,前来表示臣服的,从来没有“平等邦交”之说。对于前来归顺的贡使,天朝会恩准其“贸易”,其实是赏给粮食财货,着眼点并不在商业,而是政治服从。另一方面,由于清朝的主要“外交”经验来自西北的游牧民族,康、雍、乾、嘉、道历朝不断用兵,使得朝廷对“外人”格外警觉,觉得他们降叛无常,因此规定地方官员皆不得与外国人交往,以防“勾结”。所以,即使在广州这唯一的贸易口岸,官员也是不得与“洋夷”来往的。所有前来通商的洋商,都必须住在广州城西门外的商馆区,没有官府颁发的“红牌”（出入证）,不得擅自出入。洋商与中国联系的唯一渠道,就是通过“十三行”。不论有任何事情要跟官方打交道,都必须由“十三行”中介。而“十三行”也不能跟总督、巡抚、知府等地方官直接进行正式来往,只能通过粤海关中介。 　　在这样的制度情境下,我们可以想象,在两广总督卢坤眼里,律劳卑试图递交公函的行径,该有多么荒唐。首先,律劳卑前来“朝贡”,竟然不去北京,而是跑到广州,这是方向错误;其次,律劳卑竟然绕过“十三行”与粤海关,试图直接与长官打交道,这是程序错误;最后,区区“英吉利”（当时三字都带“犭”旁）,化外蛮夷,竟然胆敢向高高在上的一品大员递交“对等交往”的“公函”,而不是卑躬屈膝的“禀帖”,这可就是“犯上”的原则性错误了！对这样不知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