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爱使我重振人生信心.docVIP

关爱使我重振人生信心 　　5月22日上午，编辑部的电话铃声骤然响起。来电话的是一位中年妇女，她自我介绍姓毕，是位退休教师。她说她的儿子叫赵煜，现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八大队一中队服刑。前天去监狱会见时，儿子特地对母亲说：“我们这里的干警对艾滋病犯人特别人道主义，我每天去病房值班都亲眼目睹那感人的一幕幕，常常被感动得睡不着觉。你一定要抽空给检察风云杂志社的记者打个电话，让他们来采访一下，让广大读者了解这里发生的动人事情……” 　　于是，6月21日本刊记者沿着这条来自监狱内的线索，走进提篮桥监狱，来到专门从事内科传染病病人护理工作的八大队一中队，采访了该队的领导，还有身患艾滋病、肝病、肺病等多种疾病的犯人何一吨。当何一吨被狱管人员带到我们面前时，他一边打着点滴，一边微笑着略带些腼腆，我们一行几位都被他这种乐观精神所感动。就在记者开口要问他话时，他十分感激地用手指了指坐在旁边的队领导说：“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才使我有今天。”没有了悲观，他的话匣子很快就打开了…… 　　 　　穷苦出生，让我把人生看得平淡乏味 　　 　　一个出生在城市里的孩子，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想明白饥饿会是怎么一回事。自从我打娘胎里出来，饥饿就常常伴随着我。记事起，我的心里无时无刻不在幻想有一天能填饱肚子。因排行老二，所以吃亏的事我摊得多。这样幼小的心里渐渐产生了一种伺机复仇的念头，等长大后好以此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按照常理，要想改变命运，唯有靠勤奋好学。然而，像我那样的家庭，读书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或许是出于好奇，见姐姐念书，我也哭闹着要去，父母执拗不过，勉强让我上了三年学。 　　一辈子都没有迈出过大山一步的父母，有一年夏天，却突然把我们姐弟三人叫到一起，问我们谁能回答山的那边是什么样？我们三个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都摸摸自己的脑袋说不出来。父母算是很善于想像，拍拍我的后脑勺说，山的那边还是山。你们长大后，要是能走到山的那边去，也算是为我们何家光宗耀祖了。从此以后，我总在设想有一天一定要走出这座山，到没有山的地方去。 　　尽管只念了三年书，但从书本上和老师的口中得知，山的那边不光有山，还有城市、海洋、草原、森林……这些只在书本上看到的一幅幅画面，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梦，一个十几年一直在做的梦。春去秋来，我都在期盼着一件事：那就是快快长大成人，去寻找自己的梦。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大山好像被撕开一道缝，一些外面的消息从这道缝里传过来，这对于山里像我这样的壮小伙来说，无疑是莫大的诱惑。穷怕了的人们，早已对人生看得淡了，他们对生命更是看得如同山里的一根野草。生与死，只是人生的两个客栈。当我有到外面闯一闯的想法时，我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孩子们都在幼小的年龄，我不想让他们也像我及我的祖辈那样，甘作大山的儿女，一辈子守着山，为山付出自己的一切，所以我决定出去闯一闯。 　　第二天，太阳还没有从山的那边露出身影，我已早早起床，收拾行李。最后一次从山间的羊肠小道一直朝山外走，那一天是1994年冬至，那一年我才27岁。 　　 　　贩毒抢劫，让我在期盼中饱尝牢狱之苦 　　 　　迷迷糊糊地跟着村里的几个想到山外闯闯的人，坐了一夜的火车，来到了广东的省会广州。到了广州，我才真正知道什么是山外的世界。五颜六色的衣服，川流不息的车辆，鳞次栉比的楼房，这些都只是在山里时梦里所见到的。我们几个在一位打工的老乡的带领下，七拐八弯地来到一片破旧的、写满“拆”字的、低矮的房屋前。老乡说，你们和我们一起暂时就住在这里，没有我的同意，你们不许乱跑，以免丢失。 　　大概又过了两个星期，那个老乡第一次点名让我陪他到外面走一趟。当时我那种被选中的喜悦心情难以用言语来形容。我一直跟在他的后面，我们两个谁也没有说一句话。他带着我顺着小巷钻进钻出，不知道钻了多少条小巷，最后来到一间房子前。一个戴鸭舌帽的人站在门前，老乡向四处望了望，鬼鬼祟祟地从怀里掏出一包东西，往那人的手里一塞，那人则把早已准备好的钞票也往老乡手里一塞，然后形同陌路似的又各走各的。这一趟，我在莫名其妙中得到了100元的奖赏，这100元让我高兴得两个晚上都没有睡好觉。 　　从此以后，我们几个人轮换着跟那个老乡到外面去，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彼此拿着各自的奖赏，彼此做着发财的梦想。去了几次以后，路线熟了，老乡把包交给我们去换钞票。一开始，我们并不知道那包里是毒品，也不需要知道那里是什么，因为每趟的奖赏足以让我们每一个人忘掉一切。零零星星地我们干了将近一年，我们的腰里也积攒了一点钱，虽然不多，但足可以抵在家里几年的收入。我想等凑到一定数字就把它寄回去，谁知这一想法很快被一种诱惑给挡在门外，那种诱惑就是老乡把我们引到了吸毒的路上。第一次吸毒我感到飘飘欲仙，美不可言。 　　那次以后，那种感觉就一直在我的脑子里飘荡，像是一个形影不离的魔鬼。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