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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牧区牧民现实需求与牧区合作 　　摘要：本文通过对一些牧户的生产经营现状的分析，发现目前牧区小牧户的增收渠道只有通过降低自然风险来实现，即通过组建牧区牧民合作经济组织，通过各合作经济组织间协商使用草地，实现移动式减灾，进而达到风险防范。通过5年来小范围的牧民合作实践，它的可行性牧民是认可的，但是大范围的推广则需要政府的介入和政策和制度的认同。 　　关键词：牧民现实需求　风险防范　牧民合作经济组织　政府干预 　　 　　一、在宏观视域下看内蒙古的畜牧业经济 　　 　　牧区实行草畜双承包以来，政府设想通过对每个牧户家庭建立同定的排他性的草场使用边界，明确家庭对承包草场的责、权、利，在草场可持续利用的基础上，保证牧民从草场中获得稳定的收益。然而实践证明，通过分块承包草场的形式并没有遏制草场的退化。2007年，内蒙古7880万公顷天然草原中，退化面积达到4673万公顷，占内蒙古草原总面积的59％，且每年还在以数十万公顷的速度退化、沙化。内蒙古牧区牧民的收入水平也在持续下降。“六五”到“九五”期间，内蒙古牧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30.6％、14.6％、14.2％及6.8％。而1998――2002年以来，内蒙古牧区牧民纯收入出现了负增长，年均递减1.9％。2002――2007年由于环境政策的实施，牧民的纯收入年均递减3.9％。 　　由图中可以看出，牧民的生产费用逐年增长，从2000年开始，生产费用已超过牧民经营收入总额，连续8年为负值。这说明牧民经营成本增加的速度已超过牧民经营收入增加的速度。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牧民定居政策，是政府为了改善牧民的生存条件制定的，对降低牧民的贫困提高福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草畜双承包政策，旨在构建牧户草场的私有产权，在福利和产权作为社会进步标志的今天，政府的这一牧民定居和明晰草场产权的政策，在今天看来也无可厚非。但实践证明：移动式减灾的传统游牧文化就是在这两项政策作用下名存实亡了，尤其是草地的二轮确权(1998)。牧户的彻底围栏，浩特乌素(邻里合作)社区的解散，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草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退化和畜牧业经济的萎缩。 　　 　　二、一个普通牧民的收支账(2008年) 　　 　　2009年8月，我们对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白音塔拉民族自治乡的乌某家进行了调研。该牧户养羊250只，牛30头，草场2472亩。家里5口人，老两口，两个儿子，一个姑娘，一个儿子在读书。2001年家里盖起了一栋砖瓦结构的房子和棚圈，大约造价5万余元。 　　我们可以看出，类似乌尔图家这样一个中等偏上的牧户，虽然看起来牛羊成群，家值万贯，但是最后收支表上出现的则是收不抵支。排除表3中类似教育支出(这个似乎具有特殊性)外，其余的开支几乎都是普通的正常开支，几乎所有的牧民家庭都会发生。我们把牧户生产性开支和正常的生活性开支合并，结果是68680元：这个支出和他家的总收入48800元相比，亏19880元。这1年乌尔图家从亲戚家借款3700元，从小卖部赊借生活用品约4000元，从信用社贷款2500元，从高利贷那里贷款10000元。 　　从3个表中看出牧民生产生活有如下特点： 　　在生产上大进大出，投资大，销售额度大。一般的农户l亩地的投入也就200多元，5亩地之家也就1000多元的投入。农区牧区的投资规模相差50倍，销售收入也相差50倍。其中牧草饲料等各种原材料投人大，都是几万元的投入，这对一般种地农民而言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相应投入的劳动也是巨大的。虽然投入产出都很大，但是收益很低。而且由于牧民放牧的连续性，无法像农民一样到城市去打工，依靠打工获得收入的方法在牧区牧民中很少见。 　　资金需求量巨大，资金循环经常会遇到困难。由于牧民很少能够获得财政和金融资金的支持，所以一般牧民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民间借贷，从二道贩子处赊账，畜产品也就被二道贩子低价收购。 　　由于牧业本身的高风险和当地气候的复杂多变，使得牧民不得不去面对一定会到来的草场和气候的周期性的变化风险。面对不可避免的风险，牧民几乎没有任何防范风险的手段。 　　 　　三、牧区牧民可能的合作点 　　 　　生产协作。出于互助的需要，在人力协作(如雇人打草)、草场轮牧、机器使用、防病防疫等环节都可以形成合作。其中机械使用、防病防疫的作用是很明显的。 　　规模采购。出于均摊成本和降低谈判价格的需要，可以考虑在购买草料、节省运输费用等环节形成合作。如牧民可以一起去买饲草料，这样既可以形成规模购买，降低买入价格，也可以降低运输成本。可以共同出售牲畜和牛羊制品。如羊、羊绒的售卖。但是这种合作有时会因为牧民合作规模的限制而使得现实意义受限。 　　建立资金互助银行，可以扩大资金规模、调剂余缺、抵御风险。 　　形成保险互助基金，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