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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新型信任组织载体 　　在市场发育还不健全的时期，法制的作用举足轻重，道德伦理的功能更是不能丧失。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迫切需要法律体系的保证，更需要信任体系的支撑。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注重伦理道德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信义的民族；中国历史上不乏经济与信任相互促进的社会景象，晋商和徽商就是成功的典范。而在当前，中国正处于人际信任模式转化的时期，处于传统道义的信用规则扬弃与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用规则建立的历史过渡期，传统规则的失范与新规则的残缺使中国出现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和信用危机。在社会转型期要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就必须重建信任机制。因此，从理论上论证中国重建信任社会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已刻不容缓。而且，构建中国社会新型的信任体系，重点在农村。在任何领域，农村不变革，中国社会的面貌就不会发生大的改变。目前，农村的信任危机及其对农村发展的负面影响比城市更加严重。随着经济领域内功利性的价值目标在关系主体的价值体系中地位的日渐提升，农民建立在传统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信任体系逐渐解体，不稳定的基于短期经济利益的甚至是畸形的关系信任成为农村社会信任体系的主要机制，而现代契约信任和制度信任严重缺乏。农民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农民与农民之间甚至亲邻之间的信任状况都处于前所未有的低谷。农村的信任危机成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构建新型的信任体系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这种信任机制的重建面临着重拾流失的传统信任资源和积累现代社会信任资源的双重使命，而这也正是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本文着重论证了农民合作组织在重建农村信任中的特殊作用。 　　 　　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传统信任的相融性 　　 　　探讨农村信任不能不考虑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构建农村新型信任机制时，应充分利用并塑造农民的传统文化心理，重拾流失的传统信任资源是重建农村信任的必由之路。中国传统伦理中的信用是一种基于个人关系的“熟人信用”，交易在很大程度上靠中人制度来维持。中国人在心态上对别人的信任大多源于对中人的信赖???这样一种心态在历经几千年的沿袭后，已经在意识中内化成了一种定势。近年来“杀熟”现象的产生与泛滥标志着“熟人信用”的危机与衰退，传统的中人制度面临重构。在当今的大多数情况下，充当中人的不再可能是个人，因为在“杀熟”现象泛滥之后，人们除了自己，似乎谁也不相信了。那么，由中介组织来充当中人便是必然的结果。因为，中介组织主要是依靠其具有中立和公平性质的制度而存在的，能代表组织内部各成员的总体利益；更为重要的是，组织能协调内部成员各方的利益关系，约束其失信行为。正如韦伯及其后来者所指出，参加社团组织等于获得一个“社会印章”，使得“团体惩罚”成为可能。由此，组织中介因其对个人失信的约束功能而弥补了个人中介的缺陷，必然成为普遍的信用中介。 　　在农村，能够充当农民的信用中介的只能是农民在自愿互利原则上建立起来的农民自己的组织，而且在一般意义上只能是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因为，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与农村的传统文化、与传统信任具有较强的相融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农村，习俗型信任仍然坚守在人际关系之中，而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仍然保留着地缘和血缘的纽带特征，组织的参与者大多是本村本土的熟人，农民合作组织的参与者和管理者的第一身份仍然是农民，其次才是合作组织的成员，因此，只要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真正是农民自己的组织，其运作与思维方式符合农民的要求，农民就较容易将对中人的熟人信任感移转到农民合作组织上，农民合作组织就演变为组织成员之间的“中人”乃至组织成员对外进行各项交易的中人。第二，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领袖一般具有较多的社会经验和专业知识，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地位，与其他社会力量容易谈判、妥协。作为社区精英，虽然他们与一般村民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社会要求，却又在农村社会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一如古代的乡绅。考虑到中国农村长期实行乡绅治乡的传统,当今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领袖较党政基层干部更易取信于农民。在当前农民与干部的信任关系不是很理想的背景下，有政府干预的组织很难真正取信于农民。特别是，农民经济理性在不断觉醒而农民的社会地位仍然低于其他社会群体，农民十分希望在自己的群体中寻求发财致富的榜样，以改变自己的命运。由农民精英牵头建立起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可以起到集体动员作用，把分散的农民凝聚起来，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更主要的是，作为村民利益代表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领袖扮演着干部与群众之间中介的角色，起着政治沟通作用。 　　再者，从目前的政治经济背景来看，只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能够借助自己的合法地位成为农民和其他社会群体的信用中介。关于对农民协会进行立法保护的讨论在学术界已有多年，由于大革命时期由共产党领导的农会组织是一种政权形式，人们一提到农民协会就会意识到它曾具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