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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民间组织发展效应分析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民间在农民权益的维护、利益诉求表达、增强乡村社会的整合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中国农村民间组织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他的发展也引发新的社会矛盾,损害农民的利益,组织之间出现矛盾和冲突等。因此,在培育和发展农村民间组织时,应尽量使其向着有利于农村社会进步的方向发展,避免其不利的影响。 　　关键词:农村;民间组织;发展;效应 　　中图分类号:F320.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5-0043-02 　　 　　民间组织具有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这几个特点 [1] 。中国农村民间组织主要有民间组织,如农产品协会、研究会等;非正式民间组织,如老年人协会残疾人协会等;村民委员会及其附属组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民间组织大量涌现,在社会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 　　随着中国农村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农业税的全面取消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的实施,乡村社会面临一系列的变革。在新的形势下,农村民间组织在维护农民权益、使农民更好地表达其利益诉求、增强乡村整合能力等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农民权益的维护 　　农业税的取消,重新激发了农民对土地的热情,各地出现了一系列的土地纠纷。在其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袋互不相干的马铃薯”,他们通过自发组织起来,向村委会及乡镇政府提出要求,最终维护了自身的利益 [2] 。农业税取消之后“三提五统”没有了,原本有限的乡、村财政的减少,势必会影响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影响良好村庄秩序的生成。为此,国家提供巨大的财政支持和“以工补农”转移支付方式来弥补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由于两者之间的利益并非总是一致,乡镇与村委会之间发生资源的争夺成为一种必然。此时,农村民间组织作为农民自己的组织,可以为处于弱势的村委会尽可能地争取更多资源,为分散的、原子化的农民维护自己的权益提供有效的途径。 　　此外,农村民间组织还可以加强农民维护政治权益的意识,增强他们的基本法律知识和维权意识,让他们体会到组织化维权的成功感和欣慰感。体制外精英能作为村民利益的代言人和带???人,在法律知识增强的同时也没有了原来的顾虑。体制内精英作为村庄的“当家人”,当然希望村民能够组织起来维护自身权益,而且在有些时候还可以作为村委会抵制乡镇政府行政干预的工具。当乡镇为了自身利益挤占国家下拨给村庄的资源时,组织化的农民组织可以作为村委会与乡镇谈判的筹码,为村庄争取更多的利益。 　　(二)农民利益诉求的表达 　　政府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时,或者把复杂的社会需求简单化,使人性受到严重压抑,使个人完全丧失独立性;或者是由于努力去适应各种复杂的需求而使政府疲于奔命,顾此失彼 [3]。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让人们自己来满足复杂多变的需求成为一种必然,其中社会团体就是人们满足自己发展方面需求的一种有效方式 [4]。另一方面,政策的制定者常常忽略原子化的个人利益诉求,但作为群体或者具有共性的、普遍的利益诉求却是任何政策制定者都无法忽视的。因此,人们要满足自己的利益诉求,往往要借助一定的组织,形成具有共同利益要求的利益团体。 　　但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是自上而下的权力向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自下而上的利益表达,再加上中国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社会发展中的农民非组织化参与严重制约了农民利益的表达和利益维护的有效性,导致中国农民权利事实上的缺失。分散的农民面对种种歧视性的制度安排,无法拥有影响政策制定和利益分配的话语权。因此,要维护农民的利益,就要建立和发展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组织,以高度组织化代替分散的个体表达利益诉求,使农民的利益诉求更容易引起政府的关注和重视,从而有效推动国家涉农政策的执行并保护农民的利益。 　　(三)乡村社会的自我整合 　　全面取消农业税,解决了国家对农村过度提取的问题,遏制了基层政府和干部的搭便车行为,政府的合法性迅速增强。但是,另一方面,国家行政力量从农村中退出,此时农村必须增强自我整合的能力,“官退”的空间必须由“民进”(农村民间组织)来填充。此时,农村民间组织能增强农村的自我整合能力,而且它也是农村社会结构优化的重要因素。 　　随着农业税的全面取消,乡镇进一步弱化了对村庄的控制,加之国家法律制度不健全,政治权威受损,国家在农村的影响力势必受影响,确保乡村的良好秩序必须增强乡村的自我整合能力。通过民间组织加强农民的组织化是提供乡村自我整合最有效的途径。通过将农民集合在一定的组织中,不仅可以用组织的规章、制度约束农民,而且增强了农民的归宿感,通过对组织的认可达到对基层政权和国家的认可,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自我整合。 　　二 　　由于中国农村民间组织正处于成长的初级阶段,大多不具备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