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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社会网络与职业阶层和收入来自深圳调查发现 　　摘要：本文利用2005年“深圳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定量研究了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职业阶层和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求职关系网络的规模、关系构成对农民工职业阶层的提升和收入的提高有正向影响，而求职网成员的职业阶层趋同性则有负向影响。本研究表明，尽管个体因素和流动因素对农民工求职结果有重要影响，但是社会网络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对农民工求职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网络；职业阶层；收入 　　中图分类号：F30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1)－0025―09 　　 　　一、研究背景 　　 　　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户籍管理制度的松动，曾经被长期固定在土地之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中“脱离”出来，向经济较发达的城市“流动”。除了制度松动以外，增加收入的愿望、人均耕地相对减少以及寻求生活方式的转变，也是促使农民外出务工的重要原因。然而，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和户籍身份的约束，农民工成为城市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在城市社会的职业阶层和收入状况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目前研究农民工求职的分析框架主要是运用社会关系网络理论，将流动民工的求职过程看成是其通过建立社会网络来实现的。 　　9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方法的完善和发展，社会网络理论(Social Network Theory)因其独到的实证能力而被国外学术界广泛接受。相应的社会网络理论也被应用到求职领域，如Granovetter提出了“弱关系的强度”的理论，他认为弱关系是在社会经济特征不同的个体间发展起来的，它将处于不同等级社会地位的人们连接起来，在求职和社会流动等方面为个体提供更为有用的信息。Lint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理论，把资源获得当作中介变量，用社会网络解释了成功求职。Bian的“强关系的力量”假说对Granovetter的“弱关系强度”和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提出了挑战，他在对中国天津市居民的调查中发现，居民工作的获得更多地是通过强关系而非弱关系，求职者和最终的帮助者是通过中间人的强关系联系起来。虽然国外研究表明，“强关系”或“弱关系”对个体的求职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当一个个体的网络成员中既有强关系也有弱关系时，这种“混合关系”对个体的求职影响研究还不多见，而且社会网络结构变量对个体求职影响的研究也相对较少。 　　近年来，社会网络理论及其分析方法被引入到国内社会学及其它相关学科的研究。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社会支持网与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及城市融入的关系。如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特点是规模小、紧密度高、趋同性强、异质性低、网络资源含量较低农民工信任的是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强关系，只有当他们不得不去寻求群体外的支持和帮助时，才会把信任的目光投向城里的其他群体(弱关系)。社会网络与社会融合对女性农民工初婚和避孕行为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上述研究是从个体网角度进行研究。李树茁等则定量地研究了农民工社会支持网和社会讨论网的整体社会网络特征。二是研究强关系(弱关系)与农民工求职的关系。然而，这种研究主要是从定性角度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少数学者定量研究了社会网络对求职的影响。 　　对农民工求职影响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而且社会资本往往是以网络关系来度量。赵延东和王奋宇研究表明，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对其经济地位获得有着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正规教育与培训的作用；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获得经济地位的作用已经超过了人力资本的作用。陈成文和王修晓研究认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城市就业有一定的关联性，在人力资本方面表现在工作经历和职业技能；而在社会资本方面表现在，原始社会资本(强关系)更多地与城市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相关，而新型社会资本(弱关系)则更多地与其职业声望有关；上述研究揭示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农民工经济地位(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但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如何影响农民工的职业阶层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社会网络结构变量如何影响农民工的职业阶层和收入，还需做进一步研究。 　　本文利用“深圳市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结合“强关系”、“弱关系”的相关理论和个体中心网的结构特征，研究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职业阶层和收入的影响机制。首先，分别分析了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初次流动职业阶层的影响；其次，分析社会网络与农民工目前职业阶层的影响因素；第三，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民工目前收入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研究设计 　　 　　(一)分析框架 　　为了更好地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民工社会阶层及收入的影响，结合个人因素和流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