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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的变法者们为了挽救危亡,引入了从达尔文、斯宾塞到赫胥黎的进化理论,为自己的政治行为寻找新的正当性依据,也为解释“时势”、顺应“时势”提供了一个历史目的论的参照体系。换言之,1890年代以来,进化论在中国知识界之所以备受推崇,关键并不在于其科学内涵,而在于它与中国的社会政治变革紧密相连,具备了“宇宙观”、“世界观”(道)、“历史观”、“伦理观”、政治发展之规划等方面的功能,是一个整体的思想体系。因此,进化论也成为晚清思想界的主流观念,时人称之为“天演公理”。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下)》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晚清以来,在“回归原典”的努力之下,学者不同的角度展开了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诠释。作为今文经学学者的代表人物龚自珍、魏源、康有为,均试图从“公羊三世说”中推演出变法改制的微言大义。在重估儒学经典价值的同时,一方面,古文经学的神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对于上古历史的美好想象也随之崩塌;另一方面,针对危急的时局,康有为等人的学术取径,“既不尽依公羊典范,更不秉承今文家法”,“唯取能合用其说者”。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下)》 在道德与精神层面上,对于个人意志自主性的肯定也得到维新知识分子的大力倡导。“以太”“心力”“自主之权”等语汇及其衍生的新思想,随着书籍与报刊广泛传播,成为清末民初挑战传统中国社会伦理观念的武器。无论是严复翻译的《群己权界论》,还是康有为的《大同书》和谭嗣同的《仁学》,都以个人自由和个人平等作为立论之本。“一人之行为,必由一人之意志决之;一人之意志,必由一人之智识定之。自由者,道德之本也,若一人之行为,不由一人之意志而牵率于众人,勉强附和,则失其独立之精神,丧其判断之能力,而一人之权利,遂以摧残剥落而莫能自保。”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下)》 谭嗣同对于“心力”的强调,和当时中国忧患频仍的历史情境密切相关。当时,在引进西方技艺与政治改良的方略、寻求国家富强的努力之外,士大夫们同样关切怎样通过道德精神乃至宗教的超越力量来重振积弱不堪的国民性。对康有为、谭嗣同等重视超越价值的士大夫来说,最为直接的目标就是挑战并冲破为祸至烈的名教的重重网罗,从而获得道德意识上自我意志的无拘无束,进而实现“仁”的社会道德理想。……这一事实即意味着作为中国信仰核心的儒家正日趋衰微。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下)》 百日维新流产和庚子事变的惨痛教训,到1901年,清廷宣布改革。这时形成了我们称之为中西二分二元论的意识形态,儒学终于在相当程度上退出公共领域。一方面,在家族内部和原有的社会整合中,儒家伦理仍然有效,维持着绅士对乡村和家族的统治和君臣关系;另一方面,在公共领域,西方现代价值成为正当性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向西方学习的阶段来临的原因。因此,由西方引进的现代观念,可以在公共领域直接与社会行动发生联系。例如经济观念推动重商主义,出现大量新式民营经济实体;社会观念普及,意味着结社、集会的合理化。这一时期绅士公共空间蓬勃发展,出现大量政治、经济和文化社团;伴随着废科举和分科新式学堂兴起,科学观念被接受;民族观念则推动中华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化。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 鸦片战争 1840 1851 1856 1860 1864 1894 1911 第二次 鸦片战争 太平天国运动 洋务运动 辛亥革命 1898 甲午中日战争 维新变法 1900 1901 清末新政 八国联军侵华 民族危机不断加深 近代化进程逐渐深入 1915 1917 1919 1921 1924 1927 巴黎和会 国共合作 南昌起义 国民革命时期 文学革命 十月革命 军阀统治、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西方思想不断传播 新文化运动兴起 五四运动 中共成立 1911 1901 清末新政 1912 武昌起义 中华民国成立 一战期间 (1914-1918) 三、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在清廷推行新政、特别是废科举改用新式教育十几年后发生的,而十年恰恰是培养一代新知识分子所必需的时间。清末有功名的绅士总数约为144万,即使到1900年前后,知识阶层基本上仍以旧绅士为主体。但自从1905年废科举后,新学堂学生数量如爆炸般增长。到1909年,新知识分子在数量上已超过传统绅士。1912年,新学堂在校人数达300万。1919年,据当时北京政府公布的数据,全国在校学生总数已达450万。周策纵认为,从1912到1917年的五年间,中国大约有550万在校或毕业的学生,在五四运动开始时,受过新式教育影响的人数更多大1000万。因此可以说,新文化运动开始时,作为文化反思者的知识阶层已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即有城市新式学堂培养出来的新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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