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新型城镇化质量空间分异特征及成因机制分析(中).docx

广东省新型城镇化质量空间分异特征及成因机制分析（中） 林琳 李冠杰 发布时间:2018-03-01 3.3 城镇化效率偏低、城乡统筹发展滞后通过比较各准则层与城镇化质量的相关系数和指标权重，可大致判断城镇化水平与各准则层之间的同步程度，如相关系数越大，则同步程度越高，反之则反。结果表明（表4），各准测层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经济绩效、社会发展和环境建设3个方面与城镇化质量高度相关，与城镇化效率、城乡统筹仅为中度相关，但城镇化效率的指标权重高于经济绩效、社会发展和环境建设。这表明目前广东省城镇化的推进依赖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环境建设是促进其发展的重要手段，故这三方面与城镇化水平发展步调基本一致；城镇化效率与城乡统筹虽然在新型城镇化浪潮中显得愈发重要，权重分别为0.26和0.13，但实际上囿于有限的城市财政、发展路径依赖、产业结构转型缓慢等问题，城镇化效率和城乡统筹发展滞后，相关系数较小。因此，城镇化效率和城乡统筹是将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工作重点与突破口。3.4 城镇化质量与城镇规模无相关性用市辖区人口代表城镇规模，分析城镇化质量与城镇规模的关系（图4），发现城镇化质量与城镇规模无对应关系。随着城镇规模的增长，城镇化水平并未相应地上升或下降，而是波动式变化。两者相关系数仅为0.471，表明城镇规模与城镇化质量间相关程度不高。固然，城镇规模越大，劳动力也越多，但这不代表高素质劳动力也多，且随着城镇规模增加，维持城镇运作和环境质量成本也越高，两者的平衡与否方是决定城镇化质量高低的重要因素。3.5 城镇化质量与对外开放程度具有相关性选取外商直接投资指标（以下称FDI），分析2014年各市城镇化质量与对外开放水平的关系（图5）。结果表明，就单个城市看，对外开放水平与城镇化质量并无明显对应关系，但按照优异、良好、中度、欠佳的城镇化质量四级划分标准来看，各级城市平均FDI分别为34.51亿美元，9.91亿美元，3.78亿美元，1.86亿美元，说明FDI随着城镇化质量的平均水平增长而升高，即FDI与城镇化质量存在一定对应关系。实际上，广东省的FDI中有相当一部分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新增就业岗位吸收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显著提高了社会收入水平；而收入及物质需求的增长则反作用于消费，联同出口共同促进地方制造、服务等行业的发展，形成乘数效应，故随着FDI增长，城镇化质量平均水平呈上升趋势。然而，并非所有城市都满足这一特征，这是因为一方面城镇化质量不单单取决于经济绩效，生态环境、社会公平等非经济要素，同样对城镇化质量有着深刻影响。如肇庆市FDI为全省第7名，但城乡差距过大、人口素质较低等问题阻碍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FDI少并不等同于经济落后，如茂名FDI仅为全省第16名，但通过承接石油炼化等国家重大项目，吸收了大量内源性投资，同样可以保障经济的发展，故其城镇化质量为全省第8名。4 空间差异成因新型城镇化质量的空间差异源于城镇化动力的地域作用差异。学者从多角度、多层次对新型城镇化动力类型进行划分，提出了宏观与微观层次说、系统说、四维说等分类体系[24]。本研究在四维说[25]的基础上，结合其余研究成果[26]，将政策、产业、区位、基础设施、资源等动力归类为行政力、经济驱动力、发展支撑要素力三个方面，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差异成因机制，并以之为切入点对城镇化质量的空间差异成因进行分析。其中，政府调控力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经济驱动力与发展要素力的外部性因素；经济驱动力包括内外源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是城镇化质量提升的核心驱动力；发展要素力涵盖自然要素与社会要素，是城镇发展的支撑系统与物质保障。4.1 政府调控力政府调控力来自上层政府与地方政府，是搭建发展平台、把握发展机遇的重要手段。经济特区政策是作用最为显著的上层政府调控力。位于珠三角及粤东地区的经济特区凭借税率减免、市场经济制度等多项措施承接了大量FDI与外省劳动力，一定时期内提升了经济驱动力与发展要素力的质量，为社会发展与空间建设提供足够的资金与人口资本。随着扩展效应凸显，资本开始通过生产外包等经济形式流向特区周边区县，发展出众多“一镇一品”专业镇。联系紧密、分工明确的城镇化质量集聚空间逐渐成型。地方政府调控力层面，在中央及省政府的放权下，地方政府在城镇发展中的作用得到增强。珠三角、粤东及粤西城市通过多次县改市、县改区及行政边界调整，极大拓展了市域及市区范围。1978年以来，广东省增加了13个地级市、18个县级市与56个市辖区，这在优化城镇空间结构的同时增加了多种用地的供应，为产业、生态、人口等政策制度的制定和操作搭建了更广阔的平台。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珠三角、粤东及粤西地区城镇化质量发展较好，但在经济驱动力及发展要素力的双重作用下，城镇化质量差异渐显；而云浮、河源等山区市由于偏离政策中心，且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