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了邵阳家乡.doc

我回到了邵阳家乡 王征国 若被人骂“数典忘祖”，肯定为奇耻大辱。妄称中国人缺乏信仰，则忽视了中国人普遍信仰祖宗，这和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不矛盾。我家神龛横联便是“祖宗崇拜”四个大字，与黎民百姓没什么区别；但我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时把马克思主义称为“老祖宗”，这便是我不同于普通老百姓之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等亦如此，没什么可大惊小怪。当我调回到邵阳地（市）委党校工作，追忆与邵阳亲吻的最初感受，那山川秀丽那人杰地灵，都留下了为老祖宗争光的志气；追忆我行走于武冈故乡之后，那风俗习惯那人间亲情，都贯穿着传承老祖宗的印记。如果读者看过我写的如下文字，能得出中国人信仰老祖宗的结论，那我这部分内容就真的算没有白写。 1. 我爱邵阳没商量 现实生活充满着矛盾。我这辈古稀之年，在回忆往事时，心态也处在矛盾状态。回忆邵阳初期工作经历时，我最先选择的题目是：邵阳让我爱你不容易；现在的题目是：我爱邵阳没商量。反差竟如此之大！因为生活本来就是如此，有过五关斩六将之胜，也有走麦城之败嘛，我在邵阳地委党校工作那五年，就是这种喜悲参半相矛盾的感觉。 邵阳是我可爱的家乡，我五岁半就离开了那个生养之地，随父母去了北大荒。从1957年到1981年，掐指一数24个年头了，我时时刻刻都想着回到家乡。女儿诞生时取名谐音“回湘”、儿子诞生时取名谐音“回阳”，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81年农历正月初五，我迫不及待地在龙镇火车站踏上了南下的列车，经哈尔滨到北京转车，当列车行至河南省信阳市鸡公山时，看着窗外郁郁葱葱的一大片树林，细雨慢慢地滴着，敲打着那迷人的枝叶和绿草，心绪逐浪起伏、难以平静……它与东北的荒凉、河北的冬麦等景色截然不同……我情不自禁地蹦出了一句话：“我——王征国终于回来了！” 正月初九，我顺利抵达邵阳火车站。从站台行至出口后，再回望那“邵阳站”几个红漆喷制的大字，心中幡然动情，眼睛滿含了泪花……邵阳地委党校派了一台解放牌卡车来接我，当把随身行李放到车厢里、跨进驾驶室后，便和司机封力航先生攀谈起来。啊，他热情健谈、快言快语，把我所问的内容简练地解答得一清二楚，不愧是当过解放军司机班班长的老同志。 校务委员、政工科长陶柏荣和我一见面，第一句话竟然说：“呵，没想到啊，你这么年轻！”他为了调我回邵阳，与我保持了两年通信，从我所提供的登吴八老岛经历和发表在《黑河教育》那篇论文，一直以为我起码40多岁了，没想到我当时只有29岁。我到地区人事局换调令时那位人事干部，边撕着工作介绍信边问着我：“凭啥关系调过来的呀?”我答道“八分钱邮票”。当时无论邵阳师范专科学校还是邵阳地委党校，都给黑河地区教育局发过商调函，并与我个人保持着通信联系，欢迎我早点回到家乡工作。无疑，陶柏荣老同志写的那些信，更诚恳更能够打动我心，他是47军副团长出身的老干部，在我人生道路上非常给力地提供帮助，我会永远地铭记着他！ 在全校教职员工大会上，邓集珍副校长把我介绍给大家，热情的鼓掌声至今仍回响在我的耳畔。接着他发表讲话，武冈方言、滔滔不绝，没想到我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正宗武冈人，竟一句话也听不懂。难怪，少小离家壮年回，乡音己改听不懂啊！这使我想起那个“文化阈限值”概念，说的是当你到了国外，完全不同的语言环境，难以交流，迫使自己进入哑语状态……我刚回到邵阳时的感觉就是这样，就像到了国外一样……这种状态持续了三个月之久。 在理教科欢迎会上，刘昆璋科长隆重地向同事们介绍我。他是湖北大学法律系老大学生，毕业后留校当过多年助教，“文化大革命”期间调回邵阳工作，他普通话说的好，很容易交流。我被安排在哲学组，组长吴根堂也是老大学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乡音仍存、但讲普通话，好懂也很好交谈。郭高楼、袁仁达都是老大学生，浓重的方言难以听懂，好在教学对象都是本地区各县领导干部，并不影响教学。黄天锡、陈锡良、刘国胜等教学骨干，普通话说的都比较溜，和我一样都是工农兵学员，年轻干练、风华正茂。刚进地委党校那个把月，科里同事都请我到他家里吃饭，尝尽了家乡青蒜苗炒腊肉、炖猪血丸子、红辣椒炖鱼、清蒸鸡、米粉蒸肉、青辣椒炒猪肉……最神奇的是在吳根堂老师家里，还吃上了放辣椒馅的饺子，这种改良东北饺子，很适合湖南人口胃——好吃！ 刚到邵阳地委党校时，给我单间办公室放了张床，工作休息两不误、既方便又舒服。到吃饭点就去小食堂，袁仁达夫人掌勺，两荤菜各要半份就已足够，加上素菜高汤，感觉价廉、饭菜可口，当然忘不了袁嫂对我那份特殊照顾；工作时拼命读原著看资料，准备讲稿和讲课提纲；晚间和星期天从不打牌看电视，从图书室借来的小说名著摆满了床头，一本又一本地读……那是我前半生中读小说最多的时光。给我印象最深的两件事儿，一是午休长达三个小时，睡不着只有看小说打发时间；二是家属住房就在校内，每天洗澡和到食堂打饭菜都方便。我当时发出感叹：咱们东北佬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