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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地拆迁农民利益保护 　　一、征地拆迁对农民利益的损害 　　 　　(一)征地拆迁剥夺农民的土地 　　土地之于农民，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命根子。尽管农业收入相对微薄，但从土地上获得收入是当前中国农民获取收入的主要方式，农民没有了土地就意味着失去了生活的基本来源。另外，我国土地虽然法律规定国家所有，但在我国农村经济集体所有制条件下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把集体土地分配到户，农民在分得的土地上进行投入，对土地的形状、肥力进行改造，从而使土地具有了一定的私有属性，现在农民还给国家的土地和原来的土地相比有了投资变化，这些投资应该计入拆迁成本。再者，失地农民面对择业转化，长期适应农业生产使其很难在短时间内适应新的产业和新的生产方式，所以征地拆迁使农民面临人生的最大抉择。 　　(二)征地拆迁剥夺农民现有资本 　　征地拆迁损坏农民地上附着物，包括房屋等建筑物和田地里的农作物。虽然《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被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征用土地公告办法》第八条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应当包括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和支付方式”，但补偿并不意味着农民资本的重新再现，补偿毕竟改变了原有资本的形态、位置和属性。由于等量资本位置与时间的改变，它所带来的利润量也有可能发生变化。还有，对损失资本的评估、补偿标准的制定和支付方式均具有人为性，且征地拆迁的话语权更大程度地掌握在政府手中，因而，损失资本的补偿并不一定会等量获得。 　　(三)征地拆迁打破农民原有制度组织结构 　　征地拆迁使农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生活节奏和生活态度发生改变，从而产生角色转换成本。其次，征地拆迁改变农民原有的社会关系模式。由于农业生产的分散性、独立性，农民交往的层次单一，农村管理模式简单，农民在社会交往中面临的风险相对较小。征地拆迁将打破农民原有社会组织结构、风俗习惯和社区人员构成，使农民融入异质化的城市生活，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与各行各业的人交往，无疑会给农民带来很多不确定性，产生社会交往成本。 　　(四)政???行为和职能出现偏差损害农民利益 　　征地拆迁与城市房屋拆迁有很多不一致，不能按照城市房屋拆迁的规定来实施，更不能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以外的其他部门按照城市房屋拆迁的有关规定来实施。征地拆迁存在的问题与政府工作的职能和方式有着密切关联。征地拆迁中权力约束机制和利益平衡机制的缺乏使政府行为失范和政府自利性膨胀。一个追求政绩的政府具有极强的最大化政府利益、最小化农民利益的动机与动力。由于拆迁情况纷繁复杂，政府及其受托人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不规范的行为。有的地方政府管理不力，征地拆迁行政人员和组织把拆迁农民利益再分配作为权力的体现，从中寻租，把本该农民得到的利益转变为个人和小集体利益。 　　(五)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导致农民利益损害 　　拆迁农民的社会保障和就业问题没有完全解决，长远生计存在隐忧。过去城郊征地面积不多，有些农民利益问题容易解决，矛盾不突出。但现在建设工业园，大面积征地拆迁，无地的农民大增，加上镇村经济因征地拆迁受到较大影响，对解决农民的实际困难力不从心。另外，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没有覆盖农村，针对征地拆迁失地农民的社保制度又没有及时出台，失地农民缺乏可靠和有力的保障基础。一些失地农民由于本身文化素质低、劳动技能差，就业安置十分困难。居住在安置房的农民虽居住条件改善了，但由于物价上涨，原来一些村民粮菜靠自给，现在都要用钱支出，生活支出大大增加。就业没有保障，老了又没有社保，日常生活水平就会下降，尤其是一些特困户，生活比过去更艰难，有的极可能成为街头流民，带来社会不稳定。 　　 　　二、对征地拆迁农民利益的保护 　　 　　(一)加强保护失地农民利益的认识 　　一方面，要认识到城市化是经济和社会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推进城市化不仅是城市现代化的需要，也是调整和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要认识到在城市化进程中，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切实保护好失地农民的利益，有利于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有利于维护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有利于城市化建设的顺利推进。要正确处理好推进城市化建设和保护农民利益的关系，兼顾国家和农村集体、个人三者利益，不能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搞发展，防止造成富裕的农民在城市化中变成贫困的市民。充分认识和保护农民在土地、财产上的权益。要认识到农民不仅是城市化建设的支持者、参与者，更应该是受益者。只有对保护农民利益认识的升华，才会在征地拆迁工作中时时关注农民利益。 　　(二)严格规范政府行为 　　1　对城市发展进行科学规划。在城市化进程中，应从城市整体出发，着眼长远，全面系统地规划城乡建设体系，通盘考虑城乡建设布局，防止征用土地的随意性、短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