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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环境税对社会分配影响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的生存环境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资源存在着枯竭的危险。如何解决环境恶化和资源耗竭问题，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上所有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一些发达国家尤其是OECD国家从上世纪开始就陆续开征了一些环境保护税种，如二氧化碳税、空气污染税、二氧化硫税、能源税、燃油税等，这些环境税种的征收在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和环境保护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环境税开征的同时不仅会对企业投资以及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产生影响，而且对相关利益主体的收入分配也会产生影响。环境税对社会分配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环境税负的分配来实现的。环境税负的分配存在于代际之间、高低收入者和高低技能劳动者之间等。国外对这方面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税的征收对高低收人家庭的影响。本文将对国外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一个总结，相信对我国的环境税改革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代际分配效应(inter-generations distributional effects) 　　 　　2006年法国的两位学者MireilleChiroleu-Assouline和Mouez Fodha在一篇文章中利用模型分析了环境税改革(即在开征环境税的同时降低劳动课税)。通过影响消费和储蓄在一个给定时期内对相互交迭的两代人(overlapping generations)之间造成的分配效应(他们分析的并不是两代人一生的分配效应)，认为环境税改革带来的环境改善福利对两代人都是相同的，而分配效应却要根据劳动税率(labor tax rate，对企业或厂商征收，而非对家庭或个人征收)的变化而不同。首先，如果开征环境税的同时政府提高劳动税率，那么年轻一代会遭受一部分福利损失。因为环境税的开征会提高相应的消费品价格，同时劳动税率的提高也会使年轻一代减少工资收入，所以年轻一代会有一部分福利损失。老一代会从中受益，因为劳动税率提高会减少人均资本存量(per capita capital stock)，从而利率提高增加了老一代储蓄折现后的消费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老一代在享有环境改善带来的收益外又获得了第二重“非环境”收益。如果环境改善带来的收益大于非环境福利损失(non-environmental welfare loss)，那么两代人都能获得净福利。其次，如果开征环境税的同时政府降低劳动税率，那么两代人福利增加或是损失，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对于年轻一代来说，由于环境税率提高而引起的负的价格效应(negative price effect)可能被劳动税率降低而引起的正的收入效应(positive revenue effect)补偿，最终的福利效应(welfare effect)是正的，前提是它的初始消费量不是很大。对于老一代来说，由于没有从工资提高的正效应中受益。同时又由于储蓄利率的下降使其消费价格相对提高，所以遭受了经济福利损失(economic welfare loss)。 　　 　　二、在劳动者和失业者之间以及劳动者内部的分配影响 　　 　　很多欧洲国家为了实现“双重红利”(double dividend)，在开征环境税的同时都降低劳动税率，但失业者并没有从降低劳动税率中(这里的劳动税率主要是指政府对企业征收的企业为其员工缴纳的社会保险税，而不是对劳动者个人或家庭征收的所得税)受益，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这项税收负担。但是，他们要负担环境税，环境税的征收实际上把税收负担从就业者转嫁到失业者身上。在许多OECD国家，长期失业主要发生在低劳动技能(Low-skilled)工人(这些工人由于缺乏必要的培训，劳动技能很低，因此频频失业，形成“失业陷阱”(Unemployment Trap)现象)身上，低劳动技能又造成低收入。由于税收制度、社会保障金、价格补贴收入等的相互作用，使低劳动技能者所面临的有效税率特别高，于是税收负担又从高劳动技能者转嫁到了低劳动技能者身上(Bovenberg，1995)。 　　 　　三、对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分配影响 　　 　　能源税或碳税等环境税的征收会带来商品价格的提高，实际工资的下降。资本回报率的下降等。OECD在其1995年发布的报告中提出碳税具有轻微的收入累退性，其税负主要由低收入家庭承担，因为在这些国家中，低收入家庭在家用能源和交通燃料上的消费支出占收入或总支出的比例要比高收入家庭高(0ECD，1995)。 　　但是，学者们对于这个累退效应是否存在及存在强度大小进行了深度的实证研究，并且针对不同国家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果。比如，Smith(19921通过计算英国按$10/桶石油征收碳和能源混合税对不同收入家庭的分配效应后得出，占总样本20％的最低收入家庭每星期支付的额外税收为1.45英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