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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文化的“创新” —观央视报道浙江工业大学“道德银行”有感 我平常喜欢看央视新闻频道阿丘说新闻的“社会记录”。昨夜（11月15日），阿丘说的是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有家“道德银行”的事。这“道德”跟“银行”挂在一起，怎么咂摸也不是个味。据阿丘说，这样的银行并非浙江首创，国内许多其他地方如湖南某地都有，不过大多并不红火，都是“惨淡经营”，独独浙江工业大学这一家，经营不坏，已届周年，所以上了央视。这家“道德银行”是由几位学生发起建立，其宗旨是表彰鼓励好人好事。做了好事，如义务献血、拾金不昧、帮助困难家庭做事、到小学帮助学生……等，可以获得“道德币”，存入银行，还有一本正经的存折呢！“道德币”有各种换算方法。大致是，做这样的好事一小时计价一万元，拾到一只手机也可折算不止一万的“道德币”。一年下来，银行选出“十大富翁”，首富“存款”22万元！如果“道德银行”仅仅是象征性地“储蓄道德”，可能也就没什么可以惊动阿丘了。问题是，这“道德银行”还给“利息”，还有所谓的“回报”：“道德银行”的储户可以获得“文曲星”一件，优先推荐家教，还有免费看学校组织的电影（？），甚至据说毕业找工作时“道德存款”也可作为参考……正是这种“利益回报”引起了阿丘的某种程度的困惑，还引起许多其他人士的责难：“道德银行不道德”，“道德银行使道德带上铜臭味，反带来道德堕落”……云云。节目中阿丘还提到，由于这“道德银行”有“利”可图，自然还会出现“假钞”。一位学生说，人们可以作伪，做假好事：如两人串通故意丢手机，让一人捡到去换“道德币”，这样作伪的事中学里就有。还有的同学，根本就不赞同“道德银行”，感觉这种做法有些类似小学里做好事换一朵小红花，大学里搞这样的事太幼稚。也许上面有的责难太过严厉，但我以为阿丘的困惑，其他人的批评和同学的直觉，都是对的。这“道德银行”有悖于我们中国文化的“常识”，如果不说是有违于我们的文化“良知”的话。谁都不会怀疑最初创办“道德银行”的同学的良好初衷：节目中“道德银行”的“前副行长”和“现副行长”都说，办“道德银行”的目的是为了鼓励同学们做好事，认为加一点“利益驱动”，更能鼓励大家增加“道德”。校方也认为这是“新生事物”，目的是好的，应予以支持。阿丘也显得无奈对这样的“新生事物”无可多说，建议大家“沉默”。这年头，有太多事情打着“创新”或“新生事物”的名义，明明违悖了人们的“常识”或“良知”，但却都获得“政治上的正当性”，得到有关方面和媒体的正面支持。人们只觉得其不对劲，却有没有理直气壮的论据来批驳之，甚至反觉得自己不在理。究其根源，是因为今日中国，是“现代主义”的“新之崇拜”（崇拜“新”）一统天下。新的就是好的，新的就是有价值。各种“新生事物”，都享有“有利的偏见”（参阅拙著《现代，太现代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我以为，这种“新之崇拜”已给中国社会带来非常严重的问题。首先，“新之崇拜”先验地否定“旧”，否定传统，否定自己的文化价值。在这种“拜新主义”的贬压下，中国自己的文化价值变得名不正言不顺，人们竟不能用中国自己的文化价值标准去评判事物！尤其，目前中国社会的许多“创新”，实际上是悄悄搬来了英美“新教伦理”重商重利的文化价值观，以致压倒了中国传统重义轻利、义利并重的文化价值观。“新教伦理”正在以各种“创新”的名义，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文化伦理。这里不可能像德国人韦伯那样学究地说明“新教伦理”如何直接促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也不可能展开说明“新教伦理”是如何崇拜财富、把个人发财致富作为一种“天职”、并以自己致富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我只想指出这种重商重利的“新教伦理”的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在“金钱是大地的主人”教条下，新教伦理信奉“人生的惟一目的就是致富……把一切都用钱来估价，给他所遇到的一切物和一切人都算出货币等值量。”（法国哲人路易?鲁吉埃语）这是一种把一切都“金钱货币化”的文化心态。在这种心态下，“物质利益高于人类任何其他目的……一切都可以用钱来估价和买卖，哪怕是精神财产。”（同上）第二个特征是，把一切都“商业化”和“契约化”。新教伦理把一切都罩上商业和功利的色彩。今天国人的英文想必都不错：英文里的society既是“社会”的意思，也是“公司”的意思。社会就是一个大“公司”，社会的法律也被称为“社会契约”！“新教伦理”最大的传教士、美国国父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有两句名言：“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这两句箴言，尤其是后一句，已在中国几乎用政府宣传的形式深入人心。其实，前面说到的“道德银行”一点“创新”都没有。它只不过是照搬了英美“新教伦理”把一切“金钱货币化”的文化观念，甚至照搬了富兰科林本人“道德帐本”的做法：他记有一本每日道德明细帐，把资本主义福音十三美德画成统计表格，以检核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