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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湟花儿文化产业开发与管理 　　当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人们都要求把文化产业的开发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划当中去，许多国家的政府部门已经充分认识到文化产业在现代社会发展当中的重要性。河湟地区是费孝通先生所谓的“藏彝民族走廊”的核心区域。这里民族众多且杂居相问，文化独特且种类繁多，“花儿”作为河湟地区的一种特色文化。应该得到合理的开发和保护，这种开发和保护不仅仅是对一种艺术形式的挽救，更重要的是对一种传统的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文化的尊重。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河湟“花儿”已作为一种文化心理渗透到了河湟各民族中问。时至今日，人们对“花儿”的各种开发和利用名目繁多，但作为一种文化产业的开发只是刚刚起步。在已经出现的产业化开发中。对其如何进行管理也不容忽视，文章在考察河湟“花儿”发展现状和产业开发的基础上对相关问题作为所能及的分析。 　　 　　河湟“花儿”概述 　　 　　(一)河湟“花儿”的历史渊源 　　“花儿”是一种民间艺术文化，它属于民谣的范畴。民谣是广大劳动人民在生产和生活当中即兴创作出来的一种民间音乐形式。河湟“花儿”也称青海“花儿”，是生活在河湟地区的广大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关于“花儿”的起源。学术界尚未形成一种统一的认可，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花儿”起源于元明清时代的民族融合时期。在以后的各民族交流过程中。汉族将自己的民间歌谣和当时青海地区原有的民族音乐相结合，逐渐形成了这种歌谣形式――“花儿”。 　　 　　(二)河湟“花儿”的特征 　　“花儿”虽然是一种民间歌谣，是一种即兴创作的艺术形式，但它却有着相对严格的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是指“花儿”的曲令，简称令。奥妙之处是同一曲令不同的演唱又有不同的风格，虽然曲令相同却往往是“十唱九不同”。“花儿”的早期研究者之一张亚雄先生曾经就将“花儿”的基本特征概括为“汉语”、“回调”、“番(藏)风”。“汉语”就是用青海方言来演唱，“回调”即演唱的曲令和调以回族、撒拉族等民族的曲调为主：“番(藏)风”则是指演唱的风格高亢、激昂、嘹亮??具有藏民族的风格。 　　 　　河湟的“花儿”的发展现状 　　 　　任何一种传统的民族文化在与现代文化的接轨过程中，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花儿”作为河湟地区的一种传统文化，也无法脱离这个过程。目前，河湟“花儿”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 　　 　　(一)“花儿”的学术研究理论与方法较为落后。导致音像传媒和口头传唱缺乏有力的、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理论指导 　　学术界对“花儿”的研究开始于上世纪30年代。目前，市场上公开出版的有关“花儿”的文献是屈指可数的，而且就是在这些少得可怜的文献中，也很难看到一些关于“花儿”前景的思考和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经济中立足的设想。这对“花儿”的理论指导来说是一片空白。学术研究的滞后性影响了“花儿”成为青海品牌文化的速度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水平。 　　学术研究比较落后，也没有和“花儿”的传播实践相结合。长期以来，“花儿”的学术研究和传播实践各自为阵，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这种境况使本来就有着狭隘意识形态的“花儿”得不到适合时代特征的先进的文化思想和理论研究的引导，因而“花儿”传播很难打破传统模式的束缚。长久地处于原地踏步的状态。 　　 　　(二)“花儿”界缺少具有一定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的作品问世，大多数“花儿”演唱者的受教育水平很低。“花儿”研究和演唱实践两方面的人才培养得不到保证，“花儿”事业的传承出现断代危机 　　虽然河湟“花儿”的曲令繁多，风格迥异，但好多由目往往重复，虽“十唱九不同”但也只是换汤不换药，缺少具有代表性和煽动性的作品，诸如《花儿与少年》、《上去高山望平川》之类的优秀作品寥寥无几。优秀的“花儿”剧本罕见。陈词滥调很难再适应人们不断发展变化的文化心理和文化需要。演喝者个人的知识和文化水平非常有限，阻碍了“花儿”的创新和文化内涵的进一步升华。受教育程度低使“花儿”演唱者本身对“花儿”的产业化问题缺乏战略性眼光，在演唱和填词上很难有所突破。 　　在都市文化的强大冲击下，“花儿”的这种传统文化模式已经很难适应现代都市的生活节奏和文化氛围了，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对这种文化艺术的了解更少了。“花儿”反映的内容多为朴实的田园生活，“洋文化”始终排挤和嫌弃着“土文化”的土气。意识形态的差距使“花儿”这种“土文化”失去了一些青年人们的青睐，群众基础正在减弱。 　　 　　(三)“花儿”的文化品牌问题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人们对“花儿”的认识和理解的层次还比较浅薄。“花儿”事业的发展得不到有力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支持。“花儿”的文化品牌问题最早是由青海省“花儿”研究会套长、青海民问文艺家协套副主席藤晓天先生提出来的。“花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