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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道德“博弈” 　　摘要：原则上来说，法律与道德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社会道德是法律最基本的价值评判标准。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也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折射出了这两者之间似乎从来就有的矛盾。人们对“大义灭亲”、“见死不救”等耳熟能详的词语在不同的时代可能有着不同的理解，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时代，“忠、孝、仁、义”成为了评判是非的标准，于是乎大义灭亲就可能是一种合理且合法的行为，而见死不救就是一种既不符合道德又违背法律的逆行；但在今天的法制社会，这些行为衍生出了人们对于情与理的争议，于是出现了一些专业术语―“合法恶行”、“违法善行”，用以概括法律与道德存在激烈冲突的情形。近年来频频出现的此类问题，也足以说明法与道德之间的冲突绝不只限于学术领域研究的问题，而已逐渐演变为一个历史问题、社会问题。 　　关键词：法律 道德 博弈 　　 　　一.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现状 　　中国有句俗话：“法律面前无人情可言”。固然，法治社会要求我们必须依法办事，坚决捍卫法律的尊严，但是依法办事并不等于对法律教条式的遵守，对人情的摒弃，相反，它要求将人情纳入法治的范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这不仅仅从立法本身存在的缺陷而言，也是法治精神的根本要求。 　　细数近年出现的一些社会争议较大的案件，其共同揭示出一个实质问题，那就是“法律与道德的博弈”。司法机构代表着法律，严格执行法律是它们的职责；而公众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社会伦理道德，在某种程度上维护着道德层次上的正义。对于这些年频繁出现的见死不救现象和这两年新生的崔英杰、王斌余等案件中，都表明了公众对于法院审判的质疑甚至是否定，与其说它们出发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冲突，倒不如说它们是法律与道德之间冲突爆发的集中体现。 　　二．从案例中找真谛 　　2006年8月11日下午，北京市海淀区城管副分队长李志强在对无照商贩崔英杰查处时，遭遇暴力抗法，被刺中颈部而死。法院认为，崔英杰以暴力手段阻碍城管人员依法执行公务，并持刀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杀人罪，犯罪性质恶劣，后果特别严重。考虑到其犯罪的具体情节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对崔英杰判决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虽然法院判决了崔英杰死缓，但是司法外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声音。普通民众认为，崔英杰从河北来京，三轮车就是他唯一的谋生工具，而且，在此之前他已经曾经被没收过过一辆旧三轮车，现在这辆是他借钱刚刚从新买的，城管不顾他下跪哀求把他的三轮车没收了，他还怎么活呢？另外，崔英杰曾经一度离开现场，只是因为其雇佣的女子苦苦哀求，他才重新进入人群并且在冲动忙乱中激情挥刀伤人，这是情有可原的。当然，崔英杰的命保住了，这样的判决不能不说部分体现了民意。 　　在这件案子中，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博弈不能证明哪方占了上风，法院判决的死缓可能是最合适的刑罚，是法律与道德相互妥协后达到的一种平衡，试想不判死刑的话，死者的家属及同事肯定不同意，因为城管被杀已是既定事实；而如果法院判崔英杰死刑立即执行的话，那么就违背了民意。 　　我们再来看看王斌余的案件。农民工王斌余因为父亲的腿被砸断急需用钱，多次向老板讨要工钱未果并受到侮辱。在极度绝望和愤怒之下，他向前来劝解的工友一家举起了刀，杀死4人，重伤1人。最近，王斌余被宁夏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这一极端事件日前经新华社报道后，激起强烈的舆论反响，网上相关帖子无数。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质疑一审判处王斌余死刑的结果，认为王斌余罪不至死。法律学者高一飞撰文认为判处王斌余死刑违背法理，“同情”可以是不判王斌余死刑的理由。。不仅如此，还有人就此上书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等机构，表达民意。 　　王斌余案将舆论撕裂成了两半，要么臣服于法律的权威，要么另外组成民意法庭，作出自己的道德判决。这又是法律规则与社会道德之间的一次博弈，站在社会道德一边的普通民众所持的理由是：农民工王斌余因父亲腿被砸断急需用钱，便找老板多次讨要工钱，未果。此后他找劳动部门，找法院，都无济于事。最终，走投无路的王斌余又折回包工头家讨薪，被骂成“像条狗”，遭到拳打脚踢。极度绝望和愤怒之下，他连杀4人，重伤1人，后到公安局投案自首。也即从道德的角度看，王斌余是情有可原、罪不至死的；而作为法律的执行者―司法机关也有很充足的理由：杀人偿命，何况连杀多人，这个判决从法理和程序角度来说并无疑义。很明显，在这一博弈中，法律盖过了民意，因为最终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王斌余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三．法律与道德的辨证模式剖析 　　法与道德的关系是法学的一个永恒话题。我们应该看到它们之间的区别，正是这种区别导致上述一系列的冲突。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它们之间固有的联系，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立法的民主参与就是为了创制符合最大多数人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