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 双重身份”下顾炎武传记.docVIP

浅析“ 双重身份”下顾炎武传记 　　摘要：顾炎武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以他为传主的传记作品却集中出现在清末到民国初年这七八十年间。“传记是对生命的鉴赏”，作为一种文体，传记具有强烈的社会功能和教育、认识及审美作用。而传记文体的演变，一方面受到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影响，包括政治经济环境和文学文化思潮，另一方面还受传主个人因素的影响，这里包括个人品质、学识以及理想等。这种影响很复杂，有时是单一因素，有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故而，顾炎武传记之所以会在晚清及民国初年大量涌现，是社会历史条件、顾炎武个人品质和治学理念综合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传记；顾炎武；传记文体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９１Ｘ（２０11）05－０195－03 　　 　　引 言 　　顾炎武（1613―1682），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昆山）人，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自署蒋山佣，后人尊称为亭林先生，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清代朴学开创者之一。《清史稿》称：“清初称学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清代以降，出现了大量以顾炎武为传主的传记。综合《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九十种清代传记综合索引》这两部较全面的清代传记的工具书做一统计可知，以顾炎武为传主的传记共有31篇之多。若我们把这31篇传记按写作时间（若写作时间不可考则以辑选入书时间）由远及近做一排列，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写于康熙朝60年间的传记只有黄宗羲《思旧录》中1篇，雍正朝13年间为零，乾嘉时期八十五年大致有7篇，道光到宣统91年间也大致有11篇，民国初期12篇。这一统计数据表明，顾炎武的传记大量集中出现时在乾嘉以后，这与乾隆、嘉庆以后朴学的风行有这密切的关系。而道光至宣统年间多达11篇的传记，以及民国初年所收录或编纂的12篇，占笔者收集到的顾炎武传记总数的74?2%。如此多的传记集中出现在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除近代资料易于保存流传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呢？ 　　一、社会历史原因 　　公元1644年，一场天翻地覆的历史巨变――明清鼎革，给汉族士大夫带来了巨大而深???的心灵冲击和震荡。“1644年3月19日以前，是明崇祯十七年；五月初十之后，便变成清顺治元年了……这种刺激，唤起国民极痛切的自觉，而自觉地率先表现实在是学者社会。”仅仅一年时间，宗庙倾颓，异族入侵，国破家亡，接踵而来的巨变对于包括顾炎武在内深浸传统忠君思想和夷夏观念的士大夫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它不仅意味着政权的移易，更象征着汉文化面临严峻挑战甚至中断。夷狄入主之时代巨变，迫使他们反思追问：强大的明朝何以如此迅速亡于作为“夷狄”的清政权？带着“明亡之思”的焦虑，在沉重的心灵拷问下，他们从世运追究到学风，于是，明季士风的浇漓尤其学风的空虚遂成挞伐的焦点： 　　“……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顾氏将亡国之由归于学人清谈、学风虚浮，不免有夸大之嫌，然而当时著名学者如朱之瑜、黄宗羲、王夫之等几乎都得出了这样近乎一致的认识。于是明末理学的空谈心性、脱离实际、师心自用的流弊受到无情斥责与彻底清算。与之相对， 以顾炎武为代表的经世致用思想遂成清初蔚然风从的新学风。这既是对晚明思想学术界的批判与反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明王朝的政治文化背景以及明清易代事实对于思想界的刺激。梁启超对此曾论述道： 　　“这些学者……对于明朝之亡，认为是学者社会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朱舜水，便是这时候代表人物。” 　　顾炎武确是其中代表之一，他的生命轨迹与时代风云密不可分。他做学问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延续汉族政权，反抗满洲统治，至少也是为了后代汉族正统的政治建设做准备。 　　历史的巨轮转到19世纪中叶，时代又一次风云突变，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大地震式的冲击――鸦片战争。船坚炮利、技术先进的西方国家，以它强硬的军事手段叩开了暮霭沉沉的旧中国之大门。鸦片战争对中国思想界的冲击类似于明清易代却又更甚于明清鼎革，它不仅是对中国独立统治的挑战，对中华文化延续的割裂，更是对华夏民族种族传承的威胁，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救亡图存、民族延续成为国人的当务之急，一大批有识之士为此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反思传统、思新思变成为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主流思想。他们在努力学习西方的同时，也在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寻觅变革依据，于是他们找到了顾炎武！ 　　顾炎武一生与政治风云密切相关，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使其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尺，深深影响和启迪了一代学者，在晚清社会改革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早期改良派学者冯桂芬、郭嵩焘等人深受顾氏影响。冯桂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