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清末外交中的李鸿章.doc

浅析清末外交中的李鸿章 遵义县第二中学 娄方仁 [关键词] 清末 外交 李鸿章 作为晚清重臣，洋务派首领，全面推行中国近代化事实上的第一人，李鸿章从外交理论到外交实践都具有一定的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他主持清末外交，从1870年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一直到逝世，前后将近三十年。在这数十年里，李鸿章时刻以国家利益（不只是清朝最高当局的利益）为重，立足于中国国情，以自强为奋斗目标，抓住中国的当务之急——实现近代化，奋力在战败的困境中与列强周旋，以便中国少受损害，争得一个发展自强所必需的环境。在这个目标下，他站在了战略的高度来主持清末外交，总揽全局。从其外交思想到外交实践，他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所以，依笔者愚见，历史应该重新审视李鸿章在清末外交中的地位，还其一个真实的面目。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一初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李鸿章提出了开拓性的外交思想 李鸿章从中国国情出发，站在战略的高度，把中国放置在整个世界的发展范围中，为清末的中国提出了具有开拓性的外交思想。 在19世纪后三十年，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和日本逐渐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时，早就被列强的侵略和内战弄得奄奄一息的腐朽清朝，还是没有被震耳欲聋的炮声惊醒，认识不到中国的积贫积弱，依旧做着天朝上国的白日梦，说什么半部《论语》即可退敌，反对一切新事物。 然而，李鸿章并没有把列强看成“夷人”，把他们的侵略视为“犯顺”。他在同西方打交道的过程中，清醒地认识到“欧洲各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合地球东西南北九万里之遥，胥集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1)”。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2)”。为此，李鸿章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和紧迫感：列强在华的地位和作用，完全“视我兵将之强弱为向背(3)”，“外国强兵利器，百倍中国”，要摆脱其控制，决不能等闲视之。 中国要想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争得一席平等独立地位，实力就是决定性的因素。各列强“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事器机之精，功力百倍，弹炮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4)”。中国与之相差大有十万八千里之遥。“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5)”。而采取任何无视现实的强硬作法，又无异于拿鸡蛋碰石头，自取灭亡。小不忍则乱大谋，“林、僧二公，逞一时之愤，几毁全局，谋国者可不深长思耶(6)？”所以，中国只有暂时忍辱负重，以割让空间来换取“变法”“自强”所必需的时间。变数千年祖宗之成法，励精图治，发愤图强，使国强民富，才能向外国侵略者“渐收利权”，并与之“相为雄长(7)”。为此，李鸿章立足于客观的时局，一针见血的指出：“战守无具，不能不以和，允为御侮长策(8)”。中国希翼求得生存和发展唯一的选择就是求助于韧性的外交机制(9)”。他提出了“委屈周旋，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10)”、“外须和戎、内要变法(11)”的以和局为主导思想的结“和”、“战”为一体的外交理论。 实际上，早在1853年，美国人柏利打开日本国门时，日本就已经给中国作出了示范。她与美国等列强签定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目的是争取和局以求得发展，实现自强，最终摆脱列强的控制。同样，李鸿章的“和戎”也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和内容：“和”的初级目的，是要列强遵守国际公法和国际惯例，履行条约规定的诺言，使中国避免卷人战争，求得一个自强发展的前提——和平环境，而不是作为维持“有事则急图补救，过则乃事嬉娱耳(12)”的懵懂状态之手段。成王败寇，中国作为战败者，要想求得一个自强发展的前提条件，只有采取暂时的“委屈”，才能“求全”。和局是不平等的，取得和局必须付出代价。然而，这个代价的付出并不是一味的“遇事屈从”，李鸿章认为，同外人交涉，亦应敢于抗争，“争得一分，即免得一分之害”。相反，一味求和，“平日必为外人所轻，临时只能拱手听命(13)”。他的原则是：若有碍国体者，虽绝交亦不可允(14)。“和”的终极目的是谋取发展自强。“忍小愤而图远略，抑当事诸公之用心欤！”“往不可谏，来犹可追，愿我君臣上下，从此卧薪尝胆，力求自强之策(15)。”“明是和局，必阴为备战，庶和可速成而经久(16)”，“若不赶筹发奋图强，后患何可思议(17)。”能自强，中国才会有明天，不能自强就永远没有雪耻之日。李鸿章通过退一步的和局战术，来实现自强御侮的进两步战略。他为中国内政提出了跟上时代大潮流的艰巨任务。这个终极目的，已属于内政的主题。 毫无疑问，这一外交思想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正确的、积极的、进步的。 首先，从国家的社会职能（公共职能）来看，国家的社会职能以维持社会稳定、协调、组织、管理、领导社会的经济活动以及通过民族自卫和国际合作来确保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为特征(18)，所以，防止外部侵犯的职能是国家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