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成语与惯用语的区别.doc

浅谈成语与惯用语的区别 在现代汉语中，成语、歇后语、谚语、惯用语等被统称为熟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频频被用到。其中，歇后语、谚语较其他两类好区分一些，而成语与惯用语的区分标准在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至今没有定论，笔者查询整理了一些关于这方面的资料，梳理总结了一下前人的观点，以便于更好的了解成语与惯用语的区分。 我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发现人们对于这个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从语言形式方面区分，有人从语法方面分析，有人从意义方面下手，各抒己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我主要从这三个方面分析整理了大家的不同观点。 首先，在语言形式方面，有人认为惯用语大部分是三字格的，而成语大都是四字格的，例如马国凡曾在他的《惯用语》中就明确提出“惯用语在语言结构上，音节（字数）都很短，多数是三个音节的动宾结构词组。”⑴并且举出一系列例子佐证自己的观点，例如：打埋伏，打游击等；相似的，王勤在《论惯用语》中也提出自己的观点“惯用语的语言形式以三言为主，个别的是五、六、七言。成语则是整齐的四字格。”⑵这就比马国凡的观点有进步了，因为惯用语不都是三字格的，甚至四字，五字或者更多的都有，例如：喝西北风、坐冷板凳、陈芝麻烂谷子等等。施宝义、姜林森，潘玉江在《汉语惯用语简说》中指出“成语的构成形式，绝大部分为四字格，惯用语的构成形式，绝大部分是三字格。”⑶其实这种说法也是不严谨的，因为从上述例子看来，四字格的惯用语在日常生活中也很常见。而关于成语究竟是几字格的形式，大家似乎没有太大的争议，一致认为成语应该是四字格的，可是四字格的词组中却有一部分异类，例如：吃大锅饭、唱对台戏等等。这些词在形式上与成语相似，可是却不是成语而是惯用语。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如果单单从语言形式上来划分成语与惯用语是不科学的。肖传哲在《浅谈惯用语的特点及其作用》中提出： “惯用语的语言形式是以三个音节为其主要特点。惯用语绝大多数是三个音节的，四个音节的有一些，但不多，五个音节以上的是个别的。因此，把三个音节的惯用语作为它的基本语言形式有利于把它和成语区别开来。成语的语言形式，绝大部分是四个音节的，这样说，并不否认成语也有五个音节以上的，如‘桃李满天下’‘迅雷不及掩耳’‘山雨欲来风满楼’等等。因此，把四个音节的成语作为它的基本形式，以便于有别于惯用语。总而言之，两者在语言形式上的差异，是惯用语和成语相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⑷ 这段话给我们做了个关于语言形式上的总结，以便于我们以后在形式上区别成语和惯用语，但是，在现代汉语中，词汇这方面的知识是错综复杂的，所以不能用绝对化的眼光去判断。对于成语和惯用语的区别，还应该结合其他方面的因素来考虑。 其次，我们再来看一下前人在语法方面对成语和惯用语是怎么划分的。马国凡在《惯用语》中提出惯用语大多是动宾结构词组，例如打埋伏、打游击、戴高帽、吃大锅饭，摸老虎屁股等等。⑸这一观点和许多研究者的观点不谋而合，例如王德春就在《新惯用语词典·序言》中总结了惯用语的主要特点：“在结构形式上以动宾结构的三字格为主体，如：打秋风、碰钉子等”，但是也更加完善了马国凡的说法，他指出“除此之外，也有不少非动宾结构的三字格，如：半边天、臭老九、狗咬狗、短平快等。”⑹依据这个，我们就可以否定杨欣安在《谈谈惯用语》中提出的观点“惯用语必须是动宾词组”。⑺而施宝义、姜林森、潘玉江则在《汉语惯用语简说》中对于这个问题给出了更加细致的解释：惯用语的语法结构，“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偏正结构、动宾结构、主谓结构、并列结构。”其中偏正结构的词语有门外汉，铁饭碗；动宾结构的有敲竹杠、炒冷饭；主谓结构的有鬼画符、天知道；并列结构的有挂羊头卖狗肉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惯用语的语法结构并不单单只有动宾结构，而是“偏正，动宾结构形式较多，而主谓、并列结构形式较少。”⑻ 温端政在《汉语常用语词典》中提出一部分惯用语在形式上与成语相似，但它们“在结构上有两点明显不同于成语，一是‘1＋3’的动宾式，不像成语那样属于‘二二相承’式；二是‘1、3’之间可以插入别的成分，如‘唱一处对台戏’‘喝几口西北风’‘吃惯了大锅饭’，不像成语那样中间一般不插入其他成分。”⑼咱们且不说这里所说的惯用语是动宾结构有何不妥，只看成语的“二二相承”式就可以看出成语和惯用语的区别；吴建生在《惯用语的界定及惯用语词典的收目》中将“在‘语’的范围内，不论其内容是表述性的还是描述性的，也不论其风格‘雅’还是‘俗’，只要具备了‘二二相承’的特点就不是惯用语或者谚语，而应纳入成语的范畴”这种归类方法称为“一刀切”，可是他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做法，“看起来似乎有点武断，但是却为成语和惯用语、谚语、歇后语的区分划定了一道明确的界限。”⑽ 除了以上提到的两点区分惯用语和成语的方法，还有受争议最大的一点，就是所谓“表意双层性”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