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电线电报业的创办与发展.doc

第十章 电线电报业的创办与发展 作者: 夏东元 　　第十章电线电报业的创办与发展 一、适应了时势的需要 如果说轮船招商局的创办，是为了适应商业的发展和机器局、军务的运输需要的话，那么，电线电报业的举办亦负有满足商务军务需要的相同任务；如果说轮船航运局的创办，是因为洋轮充斥沿海沿江，而有争回利权分洋商之利以致富的目的的话，那么，电线电报业的举办亦有相同的意日。因此，架设电线、创办电报局，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时代的要求。　　电线电报既为近代商务、军务所必需，它就像铁路、矿务、航运一样，必为外国资本主义所垂涎。早在同治元年（1862年）初，沙俄侵略者把留捷克向清政府“屡次言及本国为通信便捷，欲由都城至天津造用发铜线法。”清政府以“中华未能保其永固，且不免常有损坏，以致缘此生隙”为由，而加以拒绝。但把留捷克留有“酌定以后如有允许他国于贵国设立此法，必须先准俄国以为始”③的话。接着，英国卜鲁士于1863年照会清政府，说英国电报企业家“因闻俄国飞线之设，经过俄国将及恰克图地界，该民意欲添设飞线，与俄国所设相联合”，也就是要由恰克图经北京城至海口设立电线①。美国也不甘落后，它的公使于1864年“备具照会，请置铜线”②。同年，福建税务司美理登亦“请自福州口南台河边至罗星塔一带”架设电线”③。清政府均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清政府之所以拒绝洋人在中国架设电线，其原因与拒绝外国在中国筑铁路一样，主要出于政治上也即军事和外交上的考虑，认为两者都有损于天朝的政治权利。总署说：“开设铁路，洋人可以任便往来，较之尽东其亩”更为严重；“倘任其安置飞线，是地隔数千百里之遥，一切事件，中国公文尚未递到，彼已先得消息，办事倍形掣肘。且该线偶值损坏，必归咎于官民不为保护，又必丛生枝节。”④这里表明，清政府拒绝洋人架设电线，是出于抵御和害怕两者兼而有之的心理。对此，江西巡抚沈葆桢讲得更为明确，他说：“查外洋之轮船，捷于中国之邮递，一切公事，已形掣时，若再任其设立铜线，则千里而遥，瞬息可通，更难保不于新闻纸中造作谣言，以骇视听。”①他主张坚决拒绝洋人架设电线。　　清政府既不准许洋人在中国设电线，自己也不打算架设电线。因为在19世纪60年代上半期，中国的近代工业刚刚开始出现，而且主要还只是军事工业，电线尚未成为经济发展之必需；而对内镇压人民，此在军事上也不是必不可少之物。因此，在害怕洋人设电线心理指导下，除极力劝阻洋人设线之外，在行动上也有所表示。例如，1865年，巴夏礼请“自川沙海口至浦东六十里开设铜线”，上海道告以“将来被百姓拆毁，地方官亦不能代为保护”以拒之而作罢。⑥是年上海利富洋行在浦东竖电杆二百数十根，地方官“密饬民人全行拔去”，以期洋人“以后或可废然思返”②，不敢再来擅自架设电线。　　在清政府和人民都反对洋人在中国架设电线的情况下，洋人想出了由中国出钱自设电线、中外人均可使用的办法。法国翻译李梅于1865年即提出了这个建议。他说：“中国与泰西各国，既笃友谊，而信函常相往来，则发铜线之事，后来所必须也。”他建议“中国自备银两，雇外洋工人治具修造，……此项工程系中国自办，而沿路之地方官，必能用心照料及保护一切，更可派委监工之官，以策勤情；且于节节修成之路，亦可试用，即以现收之银，佐补未修之费，获益良多。”①但当时清政府无使用电报的迫切需要，当然对此建议不予理睬。　　自李梅建议中国自己设线清政府未予理睬之后，列强并未放弃这一要求。1866年法国领事李添嘉请设广州至香港电线⑥；1868年俄国催设自恰克图至北京达天津的电线，“用助贵国与各国往来诸务灵速”③；同年，美国玛高温请设由上海南至香港、由上海北达天津“联三处为一气”的海线并牵引上岸④；当时还很落后的日本，也想染指此事，说为了“贵国与各有约各国往来诸务灵速”，催请“自恰克图、蒙古、张家口至天津举修通线一道”⑤。清政府认为此端决不可开，倘此端一开，将来由沿海而内地而京城乃至遍及全国；而且，一国获利，诸国效尤，“皆得藉口要求，肆行添设。是只图网占中国之利，而不顾滋扰地方之害，实在万难迁就。”①应该说，清政府对列强妄图侵占中国电线之利权严予峻拒的态度是对的。　　然而，腐朽的清王朝对于资本主义列强纷至沓来的要求毕竟难以招架，不得不开始考虑应付的办法。经过酝酿，官僚们提出与李梅的建议相似的、自己设线中外均可使用的主张，以缓和矛盾。首先提出这一建议的是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他于1870年提议说：“闻电线之设，洋人持议甚坚，如能禁使勿为，则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倘其势难中止，不如我自为之，予以辛工，责以教造，彼分其利，而我握其权，庶于海疆公事无所窒碍。若听其自作，则遇有机密事务，彼一二日而这者，我十余日尚复茫然，将一切机宜为之束手矣！”　　这个观点，代表了洋务派的一般认识。这种认识比之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