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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双边投资协定对ICSID管辖权影响 　　◆ 中图分类号：D996.4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双边投资协定（BIT）对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ICSID）管辖权的影响越来越显著。文章指出，BIT扩展了ICSID管辖的主体的范围，使ICSID得以管辖的投资范围更广，令更多的争议方将案件提交ICSID。 　　关键词：ICSID 管辖权 双边投资协定 　　 　　1962年，世界银行正式决定采取步骤制定《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议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公约》于1966年10月14日正式生效后，为实施该公约，世界银行设立了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ICSID）。 　　最初，ICSID与双边投资协定（BIT）之间的联系并不显著―直至1987年，ICSID才登记了第一个基于BIT的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端案件。但随着BIT缔结数量的激增与涉及问题的扩展，尤其是投资者与缔约国争端解决条款的完备化，而今，在论及ICSID管辖权的时候，BIT已经是无法绕过的问题，因为多数ICSID晚近的案件都是基于BIT提交的争端，BIT成为了ICSID行使管辖权的最主要依据。通过对ICSID行使管辖权的主体要件、客体要件和主观要件的研究分析，可以看到BIT对ICSID的影响力的发展轨迹。 　　主体要件 　　 　　《公约》第25条规定，ICSID所管辖案件的当事人一方是“缔约国”，一方是“另一缔约国国民”。在ICSID实践中，有关法人是否属“另一缔约国国民”是争议频发的问题。 　　首先，由于法人国籍的认定标准不具唯一性，《公约》又对该问题采取灵活规制的态度，在ICSID历史上，仲裁庭至少适用过以下法人国籍认定标准：一是在1981年的阿姆科诉印度尼西亚案中，仲裁庭在确定阿姆科公司的国籍时，认为法人国籍判定标准是法人的成立地或法人管理中心所在地的国籍。在1982年的西非混凝土工业公司诉塞内加尔案中，仲裁庭重申了这一法人国籍判定标准，并否认股东国籍或对公司实行实际控制的外国人的国籍可作为法人国籍的判定标准。二是在此后的国际海运代理公司诉内亚案中，仲裁庭虽然并未明确说明法人国籍的判断标准，但仲裁庭认为，虽然争端一方是在列支敦士登成立的公司（列支敦士登并非《公约》缔约国），但公司控制者却是缔约国瑞士人，因此ICSID对此案具有管辖权。三是在2002年的Tokios Tokels v.Ukraine案中，仲裁庭又承认了争议双方对法人国籍的约定的效力。仲裁庭认为，只有当双方对于法人国籍有不同于普遍接受的成立的标准的特别约定时，《公约》第25条（2）（b）项才允许适用该特别约定的标准。可见，ICSID对待法人国籍的态度是不稳定的，乃至前后矛盾。这固然是有关法律理论及实践发展的结果，但是，这也客观上反映了ICSID管辖权扩张的发展态势。而ICSID法人国籍承认范围扩张的最大助力，就是BIT中近年出现的法人国籍特别规定。因为，与纠缠于国私法理论中林林总总的法人国籍标准的取舍选择相比，优先适用BIT中对法人国籍的特别约定，无疑将令裁决结果更具可预见性，令ICSID裁定被接受的几率上升。事实证明，BIT对投资者国籍的事先约定，起到了将ICSID从应确立哪一个单一的国籍标准的争论中解放出来的作用，加快了程序进程。 　　其次，由于具有争端一方国籍的法人，若受外来控制，也可被认定为“另一缔约国国民”，“外来控制”的界定曾显得十分重要。ICSID在界定这一问题的涵义时，适用过多种标准：一是在东方木材公司诉利比里亚案中，仲裁庭认为对某一公司的控制是指对该公司的“有效控制”，应该考虑公司内的表决权、掌握公司决策的公司官员的身份、公司基本文件中有关公司决策的规定等多种因素。二是在阿姆科诉印度尼西亚案中，仲裁庭在判断阿姆科公司是否受到美国的阿姆科亚洲公司控制时，采用了直接控制标准，认为无须考虑通过第一层的控制者对当地公司实施间接控制的控制者。三是在西非混凝土工业公司诉塞内加尔案中，仲裁庭又采用了间接控制标准，否定了之前采用的直接控制标准。ICSID以反复无常的态度维护自身对于案件的管辖权。但是，近年来，ICSID在BIT中发现了化解这一局面的转机。在2001年的阿里瑞斯集团公司诉阿根廷案中，仲裁庭没有采用“外来控制”理论确定ICSID的管辖权，而是越过复杂的控制因素分析，直接援引了争议双方签署的BIT中的“投资者”定义，将作为投资公司股东的阿里瑞斯集团公司确定为适格的仲裁申请人。此后，在西门子诉阿根廷案中，仲裁庭再次重申了有关BIT中规定的投资者有权依据该BIT的有关规定向ICSID提起仲裁。与ICSID之前确立的“外来控制”理论不同的是，B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