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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反哺政策伦理化调整 　　反哺过程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为增进反哺的社会认同，需要强化反哺的伦理规范。伦理调整的是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特别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明确反哺利益相关者、认清反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矛盾和冲突，成为解决反哺伦理问题的基础。本文根据反哺主体与反哺客体关系的紧密性，将反哺利益相关者分为核心反哺利益相关者和非核心反哺利益相关者；根据反哺主体和反哺客体的社会性(是否直接通过人的参与)，将反哺利益相关者分为社会反哺利益相关者和非社会反哺利益相关者；从反哺制度、反哺资源归集和使用三方面分析反哺政策的伦理化调整。 　　 　　1．反哺制度的伦理化调整 　　 　　这涉及政府、市场、公民社会3类反哺主体之间的制度伦理化问题，其内容可以表述为下述3个命题：其一，政府反哺不应削弱社会化反哺的反哺能力；其二，非核心反哺利益相关者不应削弱核心反哺利益相关者的反哺责任；其三，非社会反哺利益相关者不应削弱社会反哺利益相关者的反哺激励。前者涉及反哺制度安排的伦理化，后两者涉及反哺制度实施的伦理化。 　　“政府反哺不应削弱社会化反哺的反哺能力”反映的是一种合作理念：政府反哺应寻求企业公民和公民社会的合作，构建政府和社会共同治理的反哺制度框架。要点有三：一是制度供给的伦理化。不削弱的前提是“存在”，存在承担反哺任务的社会制度力量，保障社会化反哺的制度空间。二是制度合作的伦理化。不削弱意味着“共存”，从竞合关系看主要表现为合作。合作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如果政府承担了反哺的每一件事情，人们就会对它产生依赖性，从而丧失相互间的合作基础。三是制度发展的伦理化。不削弱蕴含着“扶植”，由政府扶植社会反哺制度力量的形成和发展，“扶上马、再送一程”。 　　“非核心反哺利益相关者不应削弱核心反哺利益相关者的反哺责任”反映的是一种责任理念：工业反哺农业是一种责任，是行政责任、道德责任与和谐责任的统一。反哺源于政策的选择，现在实施“工业反哺农业”政策是过去执行“农业哺育工业”政策的公平回归，反哺首先是政??的行政责任。其次，从政策执行的结果看，反哺源于过去的哺育，哺育的主要受益者为国有企业和城市居民。在这里，反哺表现为感恩和回报，表现为受益者的道德责任。第三，从发展的角度看，反哺还源于将来的哺育。农业的基础性作用与农业的自我发展能力之间的矛盾期待公共财政和非农产业的支持。在这里，反哺表现为对农业的支持与保护，表现为反哺主体在追求协调发展过程中的和谐责任。 　　“非社会反哺利益相关者不应削弱社会反哺利益相关者的反哺激励”反映的是一种治理理念：有效的制度安排必须同时为制度行为主体提供激励机制、机会结构和约束机制。从利益相关者的构成看，关键是对中央／省级政府(决策层)与县乡政府(执行层)之间的激励约束机制的伦理化调整，集中表现在政府的公信力上：一是政策信用。从政策执行角度看，反哺决策层与执行层之间呈委托一被委托关系。政策设计应保障被委托者必要的反哺资源和手段，以及执行反哺政策所需的行政成本，避免执行层在行政目标多元化下由于激励不足引致的反哺目标边缘化。二是行为信用。构建与激励机制相配套的约束机制(如反哺问责制)，避免由于执行层无作为、作为不力或者不作为、作为不当引致的反哺目标空洞化。三是绩效信用。绩效反映的是反哺政策的决策水平和运作效率。对于中央／省级政府而言，绩效考核的是其决策责任，为此必须进行政策评估，通过评估来检验反哺决策的价值和效果；对于县乡政府而言，绩效考核的是其执行责任，为此必须对其进行绩效考评，通过考评来检验反哺政策的实施是否实现政策意图。 　　 　　2．反哺资源归集的伦理化调整 　　 　　反哺资源归集要解决的就是“如何筹集反哺成本”问题，其核心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社会公正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是一个国家公民和平相处的政治底线。就反哺而言，社会公正的要义在于为反哺利益相关者提供一个关于反哺资源配置的公平、正义理念，保障反哺利益分配的有序。 　　首先，反哺理念的意识形态化。反哺政策成功的关键在于有效归集反哺执行所需的社会资源，其前提是取得共识，使反哺理念成为社会全体成员的普遍意识。所谓反哺理念的意识形态化，就是将反哺理念纳入政府公共关系的意识形态语境，发挥意识形态的工具性作用，有效掌握反哺话语权，推进社会话语体系转换和反哺的社会认同，达到简化反哺决策过程、凝聚反哺社会力量的目的。 　　其次，社会公正的价值导引。反哺理念取得社会共识解决了反哺的思想观念问题，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将观念引向行为，使反哺行为成为反哺主体的自觉行动?就政府反哺而言，反哺客体的反哺期待能否变现，根本上取决于政府自身的价值取向。在这里，社会公正的要义在于让社会全体成员“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就国有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