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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 　　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国国有银行已转入了商业化经营的轨道，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至今并未形成真正的商业化经营机制;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虽已确立，但并未真正贯穿于经营过程的始终，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益依然很差。到去年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在剥离后重新反弹，占资产总额的20%以上。究其原因，主要是以往的改革仅限于经营浅层，未深及产权内核，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还未建立起来，制度创新、组织创新任重道远。尤其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面对实力庞大的外资银行和国内股份制新兴商业银行日趋激烈的竞争，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生存和发展前景不容乐观。因此，改革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对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迫在眉捷。 　　 　　国有商业银行存在的问题 　　 　　国务院国有商业银行改制小组2004年1月6日通过新华社正式对外宣布，将450亿美元外汇储备注资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以对这两家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勿庸讳言，四家国有银行无论重新注资与否，无论实行股份制改造与否，都没有丝毫改变国有商业银行长期以来形成的国有独资的产权特征。这种国家作为唯一所有者的单一产权制度不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抵消了近20年的金融体制改革绩效，也极大地限制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发展。 　　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依然不足。1999年，工农中建四家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平均为6.5%，虽比以往有所提高，但仍低于《巴塞尔协议》8%的要求。银行国有独资，意味国有银行的资本来源只能有两个：财政注资和银行自身积累。1998年, 国家曾发行2700亿人民币特别国债，用以补充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但现在资本金又降到了国际通行标准之下。我国的国债总额目前虽只占GDP的8%，但如果考虑到国家的综合负债率已很高，再发行国债的空间有限,加之国家财政本来就很困难，再依赖财政向银行注入资本金可能性不大。另一方面，依靠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积累来补充资本金也不可能。这一是因为国有商业银行经济效益不佳，且呈每况愈下趋势，有的行甚至出现亏损。二是因为国有商业银行税赋畸重。以往，我国银行业的所得税为55%,营业税率为5%,1997年国家分别调整为33%和8%。从表面上看, 税率虽然是有升有降, 但实际上却是更加重了银行的税收负担。因为对于经济效益不好甚至处于亏损状态下的国有商业银行来说, 降低利润所得税率没有实际意义; 而将营业税率一下子提高60%，则是实实在在地加重了银行税赋； 加之实行权责发生制,把应收未收的利息也要作为本期收入纳税,常常迫使银行挪用营运资金垫交税款。在这种情况下, 银行不仅不可能通过提高效益、依靠自身积累补充资本金, 而且事实上是在被“釜底抽薪”。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在国家独资的情况下，资本金很难补足。 　　所有者缺位。国家作为国有银行的唯一所有者,从理论上讲, 其产权虽然是十分明确的, 但国家只是一个抽象概念，它并不具备“人格”行为能力，不可能真正行使所有者权能, 占有银行的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 这就形成国有商业银行所有者 “缺位”，产权虚置,并导致两种后果：一是所有者代理人多元化。实际上, 扮演国有银行所有者角色的只能是政府官员，虽然官员事实上不是所有者,不可能对国有金融资产的保值增值真正负责, 但是,这却给各级政府及国资部门的官员干预国有银行的经营活动提供了依据。由于所有者和代理人、以及代理人之间、代理人与银行之间的利益不一致，这就有可能使国家和银行的利益受到代理人的侵害。由于我国推进的是渐进式改革，金融改革和经济改革不同步，国有商业银行承担了经济改革的成本，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对银行敢借债、敢赖债、敢不还，使银行的不良贷款高居不下,国有商业银行长期以来事实上也一直是“公共地悲剧”的重灾区。二是内部人控制。如公共产品的长期的排他性的使用会导致和衍生实际的占有乃至所有产权一样,国有银行由于人格化的所有者缺位,所有者代理人监督缺乏内在激励,必然出现背离所有者意志和利益的“内部人控制”，他们一方面可能从政策和体制中寻找机会,通过损害所有者国家的利益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通过内在责任的外在化,把道德风险和经营风险转嫁给国家。 　　单一的国有产权，很难形成择优选择银行经营管理者的市场机制，难以造就优秀的银行经理队伍。在银行经营领域，银行家人才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国家作为唯一产权主体的情况下，国家垄断了银行经营者的选择权，由于没有其它所有者的制约，作为非理性“经济人”的国家就势必通过行政命令指派经营者，这就难以建立起银行管理人才的优选机制。同时，由于国家是一个虚拟的所有者实体，虽承担着银行经营的全部风险，但却不能像千千万万的人格股东那样，行使选择经营者的权力，而只能由政府官员代理，而政府官员在不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往往按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