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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际合作可能性及“社会人”视角解释 　　摘 要：对人性的不同解读会直接影响对国家的本性以及国际合作可能性的理解。国家的本性不是经济人，而是社会人，具有利己和利他的双重性。从社会人的角度看，在共同的利益和相互依赖的条件下，国际社会会逐步形成兼容的规范和合作的意愿，并作出互惠的行动和努力，最终达成国际合作的成功。作为“社会人”的各个国家，尤其是大国，终将为了全球的共同利益逐渐弥合分歧，形成共识，最终达成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 　　关键词：国际合作；国际气候合作；经济人与社会人 　　中图分类号：F11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972(2010)04-0013-06 　　 　　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谈判虽历经20余年，但至今仍未达成一项有普遍约束力的国际协议。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一度被认为是“拯救我们这个星球的最后一次机会”。然而，结果还是令人失望。对于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国际社会各方的反应也相差很大，有人赞其“伟大胜利”，有人叹为“世界末日”。大会结束后不久，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长伊弗?德布尔(Yvo de Boer)宣布辞职，原因是他被国际气候合作谈判中“无休无止的争吵弄得精疲力尽、焦头烂额”。这一切不禁让人再次要问，“让人沉闷的”国际合作是否真的会出现? 　　 　　一、国际合作理论中的国家本性 　　 　　关于国际合作的理论学派林立，主要有三大派别，即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这些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国际合作进行了研究。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是典型的“权力人”，国家永远都在争夺权力，因为权力是确保安全的手段。国际社会处于一种无政府的“自然状态”，国际关系的实质是冲突，合作只是“点缀品”。他们提出了“霸权合作论”，认为国际结构对于国家行为有重大制约作用，只有在霸权的存在下，国际合作才能发生。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国家观是“经济人”的假设，即国家主要关注绝对收益，在“成本一收益”计算中，理性国家更愿意通过国际合作而不是冲突甚或战争来实现国家利益。国际合作可以在没有霸权存在的前提下进行。因为有国际制度的存在，国际制度???以减少国际冲突的不确定性，限制国家间的交易成本。建构主义学派以文化考察为起点，以共有观念等核心范畴为基石，强调“社会关系”规定国家角色，“社会规范”创造行为模式，“社会认同”建构国家利益，“社会文化”影响国家战略，认为规范、法律、习俗、技术发展、学习和机构等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身份和利益，进而改变国家的行为。 　　由此可见，无论何种理论流派对国家本性的不同解读都会直接影响到其国际合作观。在现实主义看来，国际合作显然是悲观的，因为“权力人”的国家为了追求权力的最大化，国际合作会陷入“囚徒的困境”或“集体行动的困境”。尽管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经济人”国家可以在国际制度下实现合作，但他们却忽视了国际制度的形成本身也需要合作的事实。建构主义认为国家的本性具有社会性，但“没有提出一个关于什么动机促使行为体采取行动的明确假说，……也不能解释差异(而不是变化)，没有说明共有知识背后的含义”。 　　 　　二、对人的本性解读与合作的关系 　　 　　人性到底是利己还是利他涉及合作的最根本动机。人性如果没有利他只有利己，那么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关系显然是竞争的。人性如果有利他的一面，就为合作理论提供一个本源基础。 　　(一)经济人假设及其批判 　　正统经济学最重要的假设就是经济人(Homoeconomicus或Economic human)。经济人的主要特征是：第一，人是自利的(self-interested)。虽然亚当?斯密并没有直接提出经济人的说法，但普遍认为他对人性的解读就是自利。在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社会发展的最原始动力，不仅个人的经济行为由此得到解释，而且社会的发展也最终导源于这种经济的“第一推动力”。第二，人是理性的(rational)。经济人有足够的能力来识别相关成本，并对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然后从中选择一个能够给自己带来最大利益的方案。在经济人的假设前提下，正统经济学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关系不是合作而是竞争，因而其理论研究的主线也是竞争理论。 　　自利而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对经济领域的研究影响甚大，也广泛影响到其他领域。贝克尔(G.S.Becker)运用“经济人”假设分析了人类所有行为，包括种族和性别歧视、人力资本、时间配置、犯罪现象、自杀原因、利他主义行为、婚姻生育问题。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模型则把“经济人”假设扩大到政治领域。他们认为，人的政治行为与经济行为一样，都受自利动机的支配。因此，经济主体是“经济人”，政治主体也毫不例外地是“经济人”，他们的目标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都按成本一收益原则来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