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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US 都市实践/ 王辉 记得2002年初，哥伦比亚大学为阿兰-科尔孔（Alan Colquhoun）新著《现代建筑》举办了一个讲座，肯尼思弗兰普顿也在场。主持人戏言：“肯，你是历史学家，而阿兰是理论家。”这句话颇有味道。由此而想，弗兰普顿的《建构文化研究》是部历史巨著，还是理论论述呢？ 历史和理论分不开。遥想吉底翁（Sigfried Giedion）的传世名作《空间时间建筑》，虽说是破旧立新的战斗号角，却是从西方建筑的源头去找现代建筑的时空观基础，加大了现代主义时空观的进深感，同时也是用现代主义的视角来重写历史。这部书最终不是关于历史，而是现代主义行动的圣经，显然它的理论意义更大。 《建构文化研究》一书，也是身兼历史和理论两方面内容。最好先把它当作史书来看，再结合读者的各自价值取向和操作力，去发挥它的理论价值。 作为史书，它不是编年史，也不是断代史，而是用某一新视角再解释历史。有一千个人就有一千本《红楼梦》。好的史家的使命在于能用有益于今的观点去激活历史。弗兰普顿创造性地提出了“建构文化”这一命题，它有两层意义：一是建构，它是一种非常诗意的专业解题手段，有庖丁解牛之技艺美；一是文化，即有一种把手段变成为审美对象的趋同感，使方法论位移成本体论，之如看庖丁表演解牛成为目的，而不是以吃牛肉为目的。 在这个意义上，弗兰普顿是个好的史家，因为提出了一个精彩的视点。这个视点很能让人享受建筑学,使建筑案例不是知识对象,而是审美对象。在当今这个高度知识普及时代, 历史不只是英雄的治国参照物, 更是小民的消遣品。每当我想起这本书，总会醉心于书中对斯卡帕的威尼斯Querini Stampalia基金会门前小桥几个踏步的描述。这么细腻地品味建筑，远远高明于把建筑当作几种风格来一勺烩。这么写现代建筑, 在史书中并不多见。 它是否也是本理论书呢，或者更准确的说，它是否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呢，这颇有悬念。何谓理论意义，马列主义回答得最好：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成为革命的力量。《建构文化研究》成书以来，好评如潮，读者如潮，但并没有成为一种学派。当王骏阳、赵辰、朱涛诸兄讨论中涉及“风格”时，把风格的建筑观和建构的建筑观对立起来, 也说明在当今西方实践中并没有产生“建构风格”，否则，建构也会站到风格的阵营。那么，这是否说明弗兰普顿所期待的关于建构的“文化”没有巍然成风呢？非也。且不提卒姆托（Peter Zumthor）、威廉斯（Todd Williams）等中坚分子, 纵观造型个性化极强的设计师，如哈迪德（Zaha Hadid）、盖里（Frank Gehry）等，都能用很精美得当的手段来处理复杂的设计, 有浓郁的建构风骨。而年轻一代只能从设计小室内起步的，更是建构得不得了。可以说，建构早就成了文化。但它是基础的文化。在西方的教育水准上，它应当是门基础课。讲它并不能排斥风格, 因为这二者不在一个平面上。 那么，《建构文化研究》在成书时，它是否是股革命的力量呢？也不尽然。命题酝酿时，已是晚期现代主义之时，建构议题正是很多主流建筑师针对乏味的现代主义的反思。书中所指的康、伍重和斯卡帕，风头正健。他们在寻找被大多数现代主义实践所忽略的一个因素，即建筑学固然为服务社会而生，但它在操作的实践中又形成了自身的逻辑，有了内在的架构，不完全以外界目标为旋转轴。这便是对建筑的自主性的粗浅解释。建构是建筑自主性的表现方式之一。但在弗兰普顿研究建构之前，以罗西为代表的另一个自主性学派，强调建筑和城市的理性形式元素，一反现代主义的非历史性，具有更强的革命性。比起讲细节的自主性，从建筑和城市形式的自主性的这个角度来进攻现代主义设计中主体的错位，会更犀利、更有力量。因此，理性主义在这个时代更有价值，更在历史上占据了光辉的一页。 《建构文化研究》出版于1995年，并使建构命题变成一个普遍被关注的议题，已然比罗西等倡导的形式自主性，滞后了十余年。建筑在这十余年间，也产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打开了多元化之门。由于对现代主义诟病有了共识，在西方相对风平浪静的社会条件下，建构虽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但它不再有任何极端主义色彩。它是将建筑人文化的方式之一，平行于同一时间其他人倡导的其他方法，例如，南加州一批人的“制作”（making），以及在一九九六年初MoMA举办的“轻质建造”展览, 都是把建筑审美还原回建筑的本身，建构只是多种还原道路上的一个分支。 总之以我个人在《建构文化研究》成书后对美国教育和实践的观察，它不具有很鲜明的煽风点火的鼓燥力，而只是把“建构”变成了建筑学的一个必要向度，弥补的是建筑课程101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这个意义上，不得不承认，《建构文化研究》固然有相当的理论性，但它在当前西方的建筑条件下，更是一本关于建筑文化的书。这种文化在整个建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