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女性意识.ppt.pptVIP

李清照以自己的方式实现着辅君报国的人生价值，她心胸阔大，眼界宽广，虽身隐闺阁，而心在社稷。她追求着于国于民有利的独立价值，决不把自己当作男人的附庸，也决不把心智局限于闺阁的相思眷恋、闲愁暗恨中。这正是她卓然特出于宋诸才媛，而能与男性大家比肩而立的原因所在。 李清照女性意识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她的爱情婚姻观 李清照的两次婚姻 对李清照和赵明诚，先前多有二人志同道合、伉俪情笃之论，近年方有人指出赵明诚实有冶游纳妾举动，令李清照备感孤独痛苦。关于李清照和张汝舟，则素有李再适张，后讼而离之，和后人诬李清白，并无再嫁一事，这样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 《隶释》卷二六载“赵君无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封建时代对子嗣一事甚为看重，而为避免无后之大不孝，且为封建伦理道德所认可的唯一途径便是男子的纳妾。《金石录后序》中李清照言赵明诚临终时“殊无分香卖履之意”。“分香卖履”，语出《文选》陆机《吊魏武帝文》，此文引曹操《遗令》“余香可分与诸夫人。诸舍中无所为，学作履组卖也”。这一典故的运用更可视为赵明诚纳妾的铁证。宋代又倡导享乐，官私蓄妓成风，冶游狎妓几成士子风尚，连欧阳修、苏轼这样为人正派、品格高尚的文坛领袖，也曾涉足于章台路上。赵明诚恐难免不落俗套。 李清照改嫁一事，宋人多有记载，已足为据。北宋前期承唐遗风，女子改嫁尚不为过。丞相王安石在儿子病逝后就力主儿媳改嫁，社会风尚可见一斑。北宋中期，程颐方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禁欲理论，至南宋初年，已颇有影响，李清照于此际改嫁，的确需要几分勇气。然其时另一理学大师朱熹尚在幼年，理学的影响较明清之际薄弱得多，故对李清照改嫁一事的记载有语涉讥讽者，亦有毫无微词者。而明清时已将女子改嫁视为大节尽失，又有学者喜易安之词，爱清照之人，感赵、李之情，故力辨其“诬”，虽不遗余力，然实不足信。今人已不囿于封建伦理之束缚，自应以宋人之说为是。 李清照和赵明诚之间的确存在着“乐在声色狗马之上”的精神上的共鸣，这种高层次的志同道合的爱情使他们共同度过了许多美好的岁月，给了李清照终生不能忘怀的幸福和不能割舍的情意。这正是李清照始终维持着这段婚姻的原因所在。 爱情都具有排他性，赵明诚的冶游纳妾不能不使较常人更为敏感多情的的李清照备感孤独痛苦。但在封建社会里，男子的这类行为司空见惯，根本不受什么谴责，而妒忌却被列为女子“七出”之条。也就是说，如果妻子不能容忍丈夫纳妾一类的事，丈夫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将其休掉。在面对社会的时候，李清照可以更多地本着男女平等的意识，锋芒毕露，洒脱疏放，去做一个独立的人；而在面对家庭的时候，她却必须回归到一个女性，一个妻子的角色上来，去做一个女人。“无嗣”已在“七出”之列，她又岂能再妒忌？况且李清照毕竟是赵明诚的正妻，是赵明诚精神学术上的同志，是真正终生相伴的友人，是危难中堪托重负的老妻。 冶游纳妾在赵明诚只是生理、伦理层次上的暂时行为，他的情感还是系在能和他产生精神共鸣的李清照身上。因此，应该说，即使在赵明诚冶游纳妾的行为发生之后，他们之间还是存在着爱情的。当然，这种爱情不能和今天一夫一妻制下绝对忠诚专一的爱情相提并论，但对李清照来说，这段婚姻却没有破裂的理由。 所以，她只能婉言相劝：“买花载酒长安市，又争似家山见桃李。不枉东风吹客泪。相思难表，梦魂无据，惟有归来是。”（《青玉案》）而更多的时候，她只是无奈地慨叹“酒意诗情谁与共”，而后“独抱浓愁无好梦，夜阑犹剪灯花弄”（《蝶恋花》），含悲隐忍，以度时日。 李清照身上也体现着封建社会里女性最普遍的悲剧性，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李清照不过是个信奉“夫为妻纲”的封建女性，她之符合妻德的客观表现，更多地还是源于珍惜爱情的主观追求，封建礼教的影响实在其次。 如果说，在和赵明诚的婚姻中李清照还有几分柔弱的话，那么，她和张汝舟的短暂婚姻则充分体现出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刚强个性和追求爱情与婚姻统一的高洁心志。 张汝舟本是一无耻小人，他觊觎李清照的书画古玩，便乘其病重境苦之际，以“如簧之说”、“似锦之言”(《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骗得婚姻。婚后即露出凶恶面目，对李清照“遂肆欺凌，日加殴击”(《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这婚姻里实无半点志同道合的爱情可言，李清照便以决绝的态度，不惜受身陷牢狱之苦，甘心冒世人讥笑之耻，毅然讼告其夫，与之离异。 只要我们不受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就会从这段给李清照的身心都带来重创的婚姻中更深入地体察她进步的女性意识。李清照不但有勇气再嫁，主动追求现实的情爱，更有勇气离异，自觉挣脱丈夫的虐待，哪怕代价惨重。从一而终的观念既为她所摒弃，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封建道德更与她格格不入。这段婚姻一直被看作是李清照的一个污点，不但在封建时代如此，在今天仍有不少持这种态度者。其实，这段婚姻正从多个方面展示出李清照进步的爱情婚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