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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圣到世俗：政治正义的凸显 正义的语境理解越来越离不开政治领域，似乎只有政治的正义才是最符合现代性的要求。因为，所有道德、宗教和哲学等综合性学说都是排他的，必须走出道德领域进入政治领域，实现政治上的重叠共识，而政治平台的统合与总摄能力彰显了政治正义的强大。 正义是政治哲学亘古常新的主题。一个完备的、神圣的正义符合人类理性的正当期望，其完备性体现在它对正义观的伦理维度与社会政治维度的统合与总摄上，其神圣性体现在它所独获的绝对的被信仰上。 传统正义的超验与神圣 现代性滥觞之前，同质与固化构成了传统社会的属性。政治、社会与伦理作为外化的社会表现是同构的，经由而生的政治哲学、社会哲学与伦理哲学必是和合一体的。正义则畅行其间，成为统摄一切领域的、绝对的最高法则。在传统社会中，正义概念囊括了伦理正义、政治正义与社会正义，是一种完备的正义概念。伦理方面，它代表了正直与真理，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真实的；社会政治方面，它代表了规则与秩序，是有条件的、相对的、人为的。伦理正义诉诸道德立法，以成为好人为道德至善；社会政治正义诉诸政治立法，以追求正当公民为政治至善。追求道德立法与政治立法二者互为前提，建立最佳的道德世界，既需要道德立法又需要相应的政治立法；而建立最佳的政治世界既反映了政治要求，又反映了伦理道理要求。 在这个同质的、固化的传统社会中，正义既是道德规范，也是政治和法律范畴。政治是在伦理的基础上构建而成的，在伦理精神的映照下，政治关涉原则与精神、目的与价值，求诸伦理合法性。亚里士多德将正义视为“美德的总和”，伦理关涉个人的道德，告诫个人应当做什么；政治关涉国家的道德，告诫国家应当做什么。好人应该幸福，坏人不应该幸福，这是正义概念的伦理要求；只有好人才会得到幸福，坏人必会得到惩罚，这是正义概念的社会政治诉求。可见，在传统社会中，正义概念的伦理政治方面是完整无缺的，因为社会政治的正义就是伦理上的善。 正义概念的伦理之维昭示着正义的超验与神圣。柏拉图认为，世界存在着一种终极目的，这就是善的理念。这种目的论无疑具有鲜明的伦理色彩，正义就是一种超验的理念存在。理想国中的善，既具有伦理上的至善美，又蕴涵了政治上的和谐美。奥古斯丁的正义理论则将柏拉图的超验正义披上宗教伦理的外衣，但仍然把伦理与社会政治正义方面紧密结合。他认为，永恒法的功效来自人们对上帝、善和正义的向往，构成了正义和公道的源泉；世俗法的功效来自人们对财物的向往，世俗的社会政治正义来自永恒的伦理正义的余光。阿奎那摆脱了奥古斯丁对正义过分超验的阐释，而使其有节制地回归人间，并且通过人的信仰和理性的统一来实现正义。到了康德那里，上帝的存在不是一个事实论证，而是一个道德论证；不是一个知识论证，而是一个自由论证。上帝的不朽与人的自由意志之间的统一是必然的。否则，就等于说至善或神圣性是达不到的，也就否认了正义的理想性、超验性、神圣性与道德性。 现代正义的政治转向 现代性发轫以来，完备社会发生决裂。正如墨菲所言，在一个现代民主社会中，不可能再有一种实质性的统一体，我们必须把分化认定为构成性的。一方面，政治、社会（经济）与伦理（文化）开始分离，遵循着各自的运行轨迹，表现为以“效益原则”为轴心的社会经济领域、以“平等原则”为轴心的政治领域和以“自我原则”为轴心的道德领域之间的相互排斥与冲突。一方面，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开始分立，政治领域成为公共领域；个人的活动空间远离公共政治生活，转为私人领域；社会经济领域则游走于公域与私域之间。异质与分化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特有属性，它形塑着正义的命运，并导致正义的完备性概念的分裂。 正义的普遍性不复存在，正义的客观性遭到诟病，正义的普世性何以可能的问题既需要在相异的范畴中得到解释，又需要在不同的语境中获致说明。伦理与社会政治渐行渐远，正义概念的伦理方面渐渐沦为个体美德而失去了公共价值的维度。存身于各个领域的正义概念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引发了道德价值的私人化，道德客观化成为了问题。正义概念的社会政治方面却得到了长足而充分的发展，并且成为统领一切领域的正义概念，完备统合的正义观逐渐让位于分殊的多元正义观。 伴随着理性的广泛殖民，正义的终极的、超越的与神圣的价值，销迹于公共生活。用哈贝马斯的话讲，工具理性已经从经济—技术领域不适当地侵入到价值领域，道德理性出现缺失。哲学范式的“认识论”和“语言学”的实证性转向，以及道德哲学的“情感主义”和“直觉主义”的个性化倾向，都在映衬着这样一个贫乏的道德景象：一个对所有无法还原到工具有效性的价值进行压制的景象，一个充斥着腐化变质的、伦理评价在其间退化为个人偏好的伪装的道德话语的景象。价值理性被放逐到了私人领域，完全变成了入世，完全变成了世俗化的了。世界图景消逝了，意义荡然无存了，价值多神化了，道德多元化了，世界在工具理性的推动下，唯致富马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