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与修辞批评.doc

PAGE PAGE 19 第二章 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与修辞批评 从修辞分析的角度对文学进行批评与阐释的方法，在20世纪西方的文学研究中得到了普遍的运用。以俄国形式主义批评与英美新批评为开端的文学研究中的语言学转向，主要表现为修辞论转向；结构主义文学研究也与修辞批评有关；解构主义批评是20世纪文学修辞批评的集大成者，在解构主义者那里，修辞分析的方法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强调。 对中国修辞批评存在状况和描述与分析，是本书的主要任务。在此这前，我们有必要先对西方20世纪文学批评理论与修辞批评的关系加以简要的回顾。通过这种回顾我们将发现，其中许多观点对我们探讨中国修辞批评的问题是极具启发意义的。 一、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的修辞论倾向 如果仔细分析一个的话，我们会发现，20世纪发生在文学理论研究及其批评实践中的语言学转向，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修辞论转向。俄国形式主义者、英美新批评理论家、结构主义者在试图用语言学的方法对文学进行研究时，都曾大量借助于修辞批评这一角度。他们不但关注文学文本对象征、隐喻、换喻、反讽、复义等修辞格的应用，关注诗歌的语言策略、叙事作品的叙事策略，而且还试图从修辞的角度对文学的本质、文体风格等传统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重新进行解释与界定。解构主义理论家多数时候也是通过对文学文本的修辞分析去阐发自已的理论主张的，而且他们还把修辞问题上升到了哲学本体论的高度，认为不仅语言在本质上具有修辞性，而且现实也只能通过修辞才能进入人的文化视界；因此，在解构主义者那里，对文学修辞分析已经被赋予了远远超出文学自身的意义。他们公开声称，解构主义就是修辞学；用修辞批评的方法去揭示文本的秘密，同时也就是揭示人所生存的世界的秘密。解构主义理论家倡导的这种建立在修辞本体论观念基础上的修辞批评影响深远，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女性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都曾借助于它。就连后现代主义的批判者哈贝马斯重建理性主义的努力，很大程度上也要借助于重建“交往行为的合理性”来实现，基理论前提是：既然人的社会关系表现为语言关系，那么改造人生活于其中的语境也就是改变人生活的现实。 在提及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者这一群体时，人们常常强调他们作为语言学学者的身份。语言学的视点是他们的文学研究不同于以往文学理论研究的地方。而俄国形式主义者的语言学研究之所以属于文学理论的范畴而不属于语言学的范畴，在于他们采用的是通过语言研究文学而不是通过文学研究语言的方式。在对欧洲一系列经典文学文本，尤其是俄国十九世纪经典作家的文本进行语言分析时，他们阐发了一系列关于文学问题的见解，这些见解在后来影响深远。 在俄国形式主义者那里，“文学性”是他们进行文本的语言分析时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在承认文学在本质上是语言的前提下，俄国形式主义者首先追问：同样作为语言，文学语言如何使自己与处于自动化状态的日常语言以及追求所指的确定性的科学语言分离？在这一问题上，俄国形式主义者的回答十分明确。他们说， “文学语言”来自于作家对语言的“美学操作”。 “文学性”的全部秘密就包含在语言的“美学操作”中。语言的美学操作的最主要的方式是陌生化，它借助于对词语的常规用法的突破，借助于对常规语式的扭曲、拉伸，使语言自身的形式凸现出来。很显然，俄国形式主义者所说的陌生化效果是一种修辞效果。从语言学的角度讲，俄国形式主义者在这里关注的主要是文学语言的修辞问题。因此，如果把俄国形式主义者对语言问题的关注作为20世纪文学理论的语言学转向的先声的话，那么可以讲，这种语言学转向一开始是以修辞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在俄国形式主义者那里，陌生化操作不仅表现在诗歌创作中，而且也表现在叙事作品的创作中。什克洛夫斯基在谈到托尔斯泰的小说创作时曾说，“托尔斯泰的陌生化程序在于，他不用事物的名字来称呼事物，而是象第一次看到它一样对它加以描述……，并且在描述事物时，使用的不是已被接受的那一部分名称，而是象在其他事物中称呼适当的部分那样来对其命名”。（俄）什克洛夫斯基《作为程序的艺术》，《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伍蠡甫 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384页。）实际上，在俄国形式主义者看来，词语使用的陌生化对叙事作品来讲并非主要的方面，主要的方面在于叙事模式的创新。在谈到悲剧的观赏效果时，埃亨鲍姆曾说，“观众与其说注意主角本身的苦难，不如说是注意它（悲剧模式）的发展与建构活动”，“因此，他（观众）从艺术家那里期待的不是这一情感本身，而是唤起这种情感的独特程序。这些程序愈是精巧、独创，艺术感染力就愈为强烈。” （俄）埃亨鲍姆《论悲剧和悲剧式的》，伍蠡甫 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391-392页。在这里，埃亨鲍姆强调，一部悲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