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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建设社会性条件思考 　　社会诚信缺失，不是简单的社会问题，而是关乎“天下兴亡”的根本问题。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生产生活及思想文化环境将诚信缺失者的施展空间压缩到了难有“用武之地”的程度。当下中国诚信的社会性条件和要素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崩解了，而新的相应的社会性条件与要素还没有建立起来，社会诚信机制的构建需要综合施治。 　　 　　社会诚信关乎“天下兴亡”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在取得了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诚信缺失是其中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我们采用随机抽样方式在网络中调查了100个“见义勇为”案例，发现“英雄流血又流泪”的事例不在少数， 从彭宇案到许云鹤案，再到广东的小悦悦事件，热心助人者被受助者反咬一口的事件让人印象深刻，反映出社会冷漠和信任缺失的严酷现实。 　　在一个诚信缺失的社会，就如李科特所说，每个人犹如沙漠中的一粒沙子，看似很大的社会群体，实则是一个个自生自灭的孤立个体，这样的社会群体，是没有凝聚力可言的。一个社会即使经济生活都较富裕，但如果人与人之间没有诚信，相互欺诈、相互提防，没有共同的基本价值观，人们的社会生活会幸福吗？社会群体会有凝聚力吗？这样的国家和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我国著名思想家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所说的“天下亡”，是指社会的“纲纪”亡，即社会没有了共同的基本价值观，所以社会诚信缺失，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问题，而是关乎“天下兴亡”的根本问题，是比经济上的贫穷落后更为可怕，或同样可怕的问题。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诚信建设的社会性条件分析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诚信被视为最基本的行为规范和道德修养。我们的祖先早就认识到：诚信是建构社会规范的基础，也是社会规范得以实行的保证，社会诚信存则社会规范存，社会诚信亡则社会规范亡。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人之道也。”《逸周书》中说：“乡党之间观其信诚。”意思是，人与人交往互动要诚实不欺，讲求信用，真诚相待。孔子说“民无信不立”，万不得已的???况下， 宁肯“去兵”、“去食”，也要坚持保留“民信”。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也说：“夫信者，人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总之，我们的祖先关于诚信为社会生活秩序良性运行之基础的论述有很多，几千年来也一直将社会诚信作为社会秩序建设的第一要务。 　　在传统社会中，社会诚信的建立与保持的社会性条件主要有：熟人社会生活场域和主导价值观的一体化。 　　熟人社会生活场域。在安土重迁、以农业为本的社会中，人们长期生活在同一社会中，而且是聚族而居，人与人之间，同一家族成员有血缘关系连接在一起，同一村落的不同家族成员之间，多有姻缘关系相连接，即使没有血缘关系、姻缘关系，也有地缘关系、业缘关系相互连接。在一个以诚信为社会生活秩序良性运行基础的社会中，邻里相处，如有人见义不为，或不讲诚信，很快就会被全体社区成员所知晓，这就相当于他自决于这个熟人社会群体，他也就无法获得别人的协助与良性交往，这样的人是没有办法在这个社区中长期生活下去的。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虽无当下所谓“诚信档案”，但一个人的诚信档案存在于全体社区成员的心里与口碑中，而且可以代际相传，诚信缺失的风险成本很高。 　　主导社会价值观的上下一体化。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价值系统的特点是一主多元，而处于社会主导地位的儒家社会价值观，是上下一体的。从国家举办的科举考试，到各层次的公私立教育，都将诚信放在首要地位。无论是儒家经典，还是道教、佛教教义，无一不把诚信教育作为第一要务，官府也将促使民风“纯朴”作为社会治理的首要任务，而是否保持社会诚信是民风纯朴与否的最基本测量指标之一。诚信缺失者，被视为“刁民”之列。职业教育也都以诚信放在首位。考察经营最成功的晋商、徽商，无一不是以诚信待客、童叟无欺作为经营之道的。在传统社会中，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抑或是官场中，都是熟人社会占主流，故此，失信也会存在，但诚信缺失问题并不足以影响到社会整体秩序的良性运行。 　　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诚信程度仍然很高，当时社会诚信建设的社会性条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单位制基础上的熟人社会。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以“生产队”为基础，在自然村落中生活的人们被组织为一个个生产队，社会关系依然由血缘、姻缘、地缘和业缘主导，和传统社会一样，是一个熟人社会场域。城市社会的人们，每个职工都属于一个“单位”，单位内部也形成一个熟人社会场域，长期在一起共处与共事的熟人之间，很少有人敢不讲诚信。 　　诚信缺失的成本依然很高。由于计划经济与人事档案制度的建立，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