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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人类学田野工作记录方式视觉化倾向 　　“田野工作”(fieldwork)是人类学标志性的研究方法。研究者身处“田野”，去认知、体验和研究特定自然生态环境及其形成的独特的“他者文化”。追根溯源，田野工作“这个术语出自田野博物学家的话语，最早由动物学家哈登介绍到人类学中”。自1898年哈登带着电影摄影机开始远征托累斯海峡，人类学家便开始运用田野工作的研究方法了。由此可知，田野考察方法与当时出现不久的摄影摄像器材等影像记录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图像、影像的记录方式贯穿田野工作始终，并由此衍生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视觉(影视)人类学。本文将不论及分支学科及其相关问题，仅就图像记录方法的广泛应用对人类学研究的影响及其相关问题做一些思考。 　　 　　一、图像记录与人类学研究 　　 　　从田野工作被应用于人类学研究开始，图像记录方法就承担着重要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图像记录丰富了人类学的研究手段。早先哈登将电影摄影机看成是“人类学必不可少的工具”，图像记录就成为人类学研究中一种重要的研究方式。通过对“田野”中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社会生活、人物活动等的拍摄，从而视觉化地记录“他者文化”，并以图像符号来呈现田野工作的成果。图像符号真实记录了研究者的观察角度、观察环境、被观察主体，等等。在具体的田野工作结束后，由拍摄得到的图像资源也是帮助人类学者展开理论探索及深入研究的重要资源之一。 　　2．图像资源成为人类学研究成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01年4月4日，因研究澳大利亚土著居民而著名的学者斯宾塞拍摄了珍贵的土著居民袋鼠舞和祭雨仪式的素材片，这些素材片成为其人类学研究中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从那时开始，图像资源就已经成为了人类学研究成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学许多传统研究课题中，图像记录是最重要的记录方式与研究手段，在已发表的相关研究论文与成果中，图像资源往往是最重要的支撑证据和组成部分。 　　3．图像资源参与多元文化交流。图像与文本相比，其具像性可以跨越语言、文字间的障碍，更容易达到有效传播与交??的目的；而图像与视频(活动影像)相比较，以其单帧、静止的表现方式，记录与凝固瞬间，带给观众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在现代社会中，田野工作得到的图像往往成为民族教育课程开发、印刷出版、摄影作品展览、PPT展示、民族研究专题数据库、民族文化数字博物馆等重要的资料来源，有利于促进人类学研究成果的转化与传播，在多元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田野工作对图像记录的要求 　　 　　西南大学学者张诗亚先生指出，人类学田野工作对于图像记录工作有着文化、技术、艺术三方面的要求。下面试图从这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文化积淀。尊重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及其价值，认识和学习“他者文化”是对田野工作者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要求。身处同一个环境，有人记录的可能是青山绿水的优美风景，而有人可能记录下路边一处破旧的、在别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一个神龛，试图记录此处延续了几千年的祖先崇拜的印迹。这就是两种记录在文化认知上的差异。只有了解“他者文化”，拍摄者才能知晓要拍摄什么、要表现什么、想通过图像记录什么的文化意义；否则只会是猎奇式的游客水平，对于人类学研究是毫无益处的。 　　――技术要求。现代数码记录方式可以达到“智能化”，也就是说几乎没有什么硬性的技术要求。尽管如此，为了更好地拍摄图像、记录文化，了解并学习一些色彩、构图原理及摄影技术也是必要的。如果光线、构图等技术应用等不够理想，也可以通过图像处理软件(如Photoshop、CorelDraw等)进行后期“补救”。但是，对于田野工作中记录的图像(应用于非学术性的宣传、展览目的的除外)，我们是绝对不提倡，甚至是坚决反对使用任何后期编辑软件来做图像处理的。 　　――艺术追求。这属于更高一级的要求，只有积累了许多图像拍摄经验的人才可能达到一定的艺术高度。图像除了要真实记录发生的人物、事物、场景之外，也要带给观看者美的享受。主体突出、构画合理、色彩对比强烈的图像才能更好地表达观察者的记录意图，更好地表现“他者文化”符号的“能指”，更深刻地反映其文化内涵。 　　上述三个要求很难做到兼顾，而如果必须在三者中取舍时，作为一名人类学田野工作者，文化方面的追求是第一位的。当偶遇某个村寨举行大型祭祀活动时，我们所要考虑的不是如何选择景别、用光、构画等，不是如何把图片拍得更好看，而是要尽可能多地按下快门来记录当时的事件、人物和场景。 　　 　　三、黔东南苗族服饰考察中的图像记录 　　 　　2008年5月，笔者赴黔东南凯里、黄平、施秉、剑河做苗族服饰考察。服饰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文化符号，往往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典型标志。 　　黔东南苗族服饰不下200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