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兆华 手电筒开启舞台人生.docVIP

林兆华 手电筒开启舞台人生 　　新剧《伊凡诺夫》的排练现场，75岁的林兆华绝不如“大导”这个名号来得特殊，他抽着烟、吃着零食，在排练厅里晃来晃去，和80后演员插科打诨，叫濮存昕“濮哥”?但他总会在最关键的时候叫停，提出最关键的建议。 　　他说，这是直觉。这些年来，他也一直依靠这种直觉自由地过着一种只有戏剧的生活。对于一个热爱戏剧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无比的幸运，不考虑票房、不考虑评论、只考虑自己的兴趣和热情，而且就这么做了一辈子。当然，能做到这一点的或许也有一个最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因为他是林兆华。 　　一束光：那些被手电筒照亮的 　　我是天津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天津到处是洋人和美国大兵，我父亲是给洋人开车的，有一次，他拿回家一个手电筒，超长型的那种，能放三节干电池，我经常会拿着它出现在晚上的胡同里。 　　美国大兵到酒馆喝大酒之前会先哄散在酒馆门口玩弹球的中国孩子，小孩们会用弹弓回敬，酒馆的灯全被打灭了，整个胡同都是黑的，偶尔会有美国大兵带着女人钻到胡同里的旮旯里干坏事，我会在胡同口悄悄候着，一听见有悉悉索索的动静，手电筒的开关一推，一束笔直的强光?所有人都被黑暗吞没，只有我的手电筒能决定哪些人亮相，在什么情景下亮相。 　　后来考进了中戏表演系，1957年，我21岁。为什么学表演？想当演员想出名啊。而且当了演员之后可以四处去演出，当然，还有一点是因为学表演对文化课成绩要求不高。 　　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人艺当演员，演员非常耗费生命，一部戏顶多两三个主角，几十个人的戏，大多数演员都在那儿耗着，有心的演员还读点儿书，没心的演员就在浪费生命。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跟于是之、英若诚、蓝天野等老先生一起下放农村，我这人仗义，从来不检举揭发，没有贴过别人一张大字报。“文革”后，原来人艺的老书记赵启扬开始主持工作，他问我要不要学编剧，我一想，《海瑞罢官》能搞起“文化大革命”，我又不擅写，就跟他说，我跟老艺术家学导演吧。 　　两年后，1980年，我有机会独立执导了第一部戏《为幸福，干杯》。戏没什么意思，老艺术??们认为“这小子很有才华”，这是极好的起点。 　　后来遇到了一个本子《绝对信号》。其实在这之前排了《车站》―内容是说人们总在这车站等等，等了十年车还是不来，他们还在等，最后才有人发现车站牌子上声明此站挪了地方。我觉得挺好，不像过去那样一般性的结构，挺新鲜。剧本写出来后我想排，但当时的领导觉得这戏比较荒诞，那时上不太合适，结果没排成。 　　接着就出来了《绝对信号》。在当时的人艺，要想正式排练演出，必须经过审查。负责审查的主要成员包括夏淳、英若诚、于是之、苏民。第一关就是审剧本。《绝对信号》的主人公黑子是个待业青年，当时待业青年是一个特别敏感的社会问题，所谓待业其实就是失业，而且黑子对前途没有一个乐观态度，老说一些牢骚话，还预谋犯罪。剧院觉得这个本子有故事、 有人物、有情节，从观念上说可以接受了，但还是没通过。 　　恰好这时人艺要去桂林进行两个月的巡回演出，大部分人都跟着去了。这是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决定找没去桂林的几位演员，包括演老站长的林连昆，先排起来，你不是觉得有问题吗？排出来看。 　　那时我们心气儿巨好，大热天儿，在丰台找一废车厢， 就在那儿排。等人艺的主要领导从桂林回来时，《绝对信号》已经排演得差不多了。为了通过审查，我提前找到英若诚、于是之等疏通关系，把主题解释成“拯救失足青年”，领导认可了，就先在人艺一楼小排练厅“内部演出”。当时几乎没有任何经费，连布景都没做，用灯光箱子当车底，钉个梯子，一小桌，三把椅子，中间一工具箱。差一个追光，怎么办？手电筒啊，我就用了一个能放五节电池的大手电筒自己打，就那么简单。 　　印象最深的是党委和艺术委员会审查的那天，我紧张得透不过气来。演出结束后八九分钟没有人讲话，当时只要有一个人说“这叫什么？”这戏就完了。然而就在这时，老演员田冲说：“我演了几十年戏了，这样的戏我没看过，四川不是有怪味豆嘛，特殊的味道挺好?可以叫观众品尝品尝?”这句话救了《绝对信号》，剧院决定内部试验演出，不售票。 　　1982年还没什么小剧场这类的演出，《绝对信号》演完后反响非常大，评论家童道明、林克欢这批人就特别支持这个戏，晚报也展开讨论。剧院一看反映挺好，再加上剧院一部分中老年演员也比较震惊，就让公演了。1982年8月，《绝对信号》在人艺一层的排演场第一次公开演出，听到掌声响起来。后来有在场人说看到当时拿着一把手电??打追光的我满脸都是惶恐的冷汗。 　　演出的反响非常大，演出地点也从一楼小排练厅转到了三楼的宴会厅，每场200多人，椅子都是临时的，分两个阶段演了七八十场。后来还有观众，又拿到大剧场演，总共演了100多场。尽管在戏剧圈里的反响不错，但《绝对信号》并没有得到中国剧协官员的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