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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心 2009年第6期 　　杨鹤龄老师的采访一直都在进行，她的故事、她的为人，感染了我们。我们作为文字工作者，就是要将杨老师的故事和她的形象以最真实的状态呈现在所有读者的面前，我们慎重选择每一个词汇，生怕用错了一个字而毁坏了原型故事和人物的真性美。那么，敬请每一位读者都来静心潜读，我们展现的是过去那段精彩的历史，我们重温的是有血有泪的人物灵魂。 　　历史变迁，斗转星移。唯一不变的是人间真情。 　　顺着老师思想感情的路线，我们一路经过《友情和爱情》的夫桥，来到《护城河畔》，观赏《三人小屋》，点滴往昔记忆如夕阳洒满湖面，拾起来，温馨一片。于是感叹，有些人、有些事冥冥之中早已注定，我们习惯将这称为缘份。杨鹤龄与苏文玉的巷里巧遇，与江浩的相逢相知，与伙伴们共同感叹国难，与革命先进意识统一思想战线，这都可以说是一种缘份。人，逢时，惜缘，才会演绎出自己独特的精彩人生。 　　杨鹤龄的特殊家境让她没有享受到完整的天伦之爱，她的心里暗暗潜藏着无法向他人述说的苦。江浩知道杨鹤龄人生路上的苦楚后为她愤愤不平，但当他谈起自己的家庭情况时，也是不尽如人意，两个各有苦衷的人儿心灵上有了契合。兵荒马乱，国难当头，生活境遇苦楚、内心忍受煎熬的又何止他们二人?于是便有了杨鹤龄和江浩他们的“朱门酒肉臭，路有饿死骨”的愤慨；便有了“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忧国愁绪。如果说《友情和爱情》让杨鹤龄与苏文玉重逢，与江浩结缘。那么《护城河畔》就让她与江浩开始惺惺相惜，《三人小屋》让年轻的三个有志青年开始忧国之忧，忧民之苦，也彻底点燃了她们爱国救国的热情，为杨鹤龄以后涉入地下党革命工作奠定了基础。 　　 　　(三)护城河畔 　　杨鹤龄 　　 　　“更多时是我们俩人并肩坐在河畔的清幽处，可以无所顾忌地谈学习、谈生活。” 　　穿过学院胡同西口就看见北平市旧城的西城墙了，毗邻城墙的那条街被称作顺城街。当时，为了便于车辆和人们行走，沿着顺城街向北大约300米处的城墙被挖出一个豁口，那时人们称它作“新城门”。其实没有城门，解放后才建了城门，这便是后来的复兴门了。若干年后，城门也被拆掉了，也就是现在的复兴门立交桥所在地。 　　出了“新城门”，眼前是就护城河，河床很低、河水也很浅，当时并不十分清澈，河岸对面是一片开阔的平地，绿油油的小苗延伸得很远，不知是何人种的什么庄稼。但是，坐在高高的岸上，远望微风吹过卷起的阵阵涟漪，还是可以使心情放松，心灵得到涤荡，不知不觉中也是很惬意的。 　　我与江浩有时约上苏文玉，更多时是我们俩人并肩坐在河畔的清幽处，可以无所顾忌地谈学习、谈生活。一阵凉风吹来，他脱下外套披在我身上，当时的中学没有校服，只有全北平市统一的所谓制服――男生上衣和长裤都是黑色的，女生夏天上身穿浅蓝竹布小褂儿，下身一色黑裙子：冬天是深蓝色的长褂，黑鞋，白袜子，剪短发。 　　一天，江浩问我：“为什么总是穿着这身制服，难道你就没有别的衣服吗?” 　　听到他的发问，我沉默了半晌，低头看着自己的脚，慢慢的回答“我的鞋也一样，你见我穿过皮鞋吗?” 　　“伯父是中学教师，家里只有伯母、你和一个妹妹，生活不至于困难吧，伯母也太节俭了吧?” 　　“你不知道的，我现在的妈妈是继母。亲妈过世后，我从来就没有穿过花布衣服。有一次我后妈正要把一大块花布剪开，为两岁的小妹做衣服，正巧我的好友丁亚男在场，她说这么大的一块布够给忆平做一件长褂子了，剪成小块儿多可惜啊!你猜我妈怎么说?她说我长得黑，穿上难看……” 　　“那伯父怎么说?” 　　“我爸从来不关心我的穿着打扮，自从亲妈去世，爸爸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又陌生、又冷漠。每逢过年，小妹都有新衣服穿，有压岁钱，而我什么都没有，即便逢年过节亲戚给了压岁钱，也都被爸爸收走，说是等我长大了再给我。你看见了，我家里外头都是这身制服，而且布料还是在小摊上买的最差的，一洗就掉色。穿的布鞋，还是我亲妈做的。有一次，脚大拇趾都露出来了，我也只能穿着它上学。” 　　“真没想到，还有女中学生穿露脚趾头的鞋去上课的!?”他有些愤愤然。 　　“一次，我说我要是能穿凉鞋就好了，因为凉鞋本来就是露脚趾的。我妈说，还想穿凉鞋，你配吗?她这样说真是太伤我了……” 　　“凉鞋有什么了不起的，她这样说简直是不把你当人!”说着，他站了起来。 　　“别说我了，说你吧，你的家境好吧，住着深宅大院，你好像是富家公子哥儿，瞧你这身打扮，总是穿得很得体。”我岔开了话题。 　　“你只是看到我的表面现象，我心里的苦闷不比你少啊!”他郁闷地说。 　　“是吗，我怎么一点儿都没看出来?” 　　“我父亲曾经是名东北军的军官。在张学良的保送下，去日本留过学，是一名东北军的炮兵少将。” 　　“那你爸爸不是大官儿吗?你们家很富裕吧?” 　　“是呀，我家曾经显赫一时。家里有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