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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报酬激励与困境公司恢复 　　摘要：利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选取1998―2002年期间被ST的公司为样本，依据其被ST两年后的摘帽情况分为摘帽与没有摘帽两组，比较这两组公司的高管报酬激励特征。研究结果表明，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比例较高的公司及高管年薪较高的公司更可能摘帽。 　　关键词：高管；报酬；激励；困境公司 　　中图分类号：F27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6-0122-04 　　 　　引言 　　现代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使得古典意义的企业家职能发生了分解，产生了职业化的管理人员，即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这些高级管理人员和企业所有者的目标和利益不一致以及他们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了委托代理问题和高级管理人员激励约束问题的产生。 　　代理理论理论认为，股东和管理者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冲突将会产生代理成本，从而降低企业的绩效。因此，为了使高级管理人员与股东利益保持一致，必须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激励来执行董事会制定的战略。 　　从激励约束问题来看，高管人员的报酬无疑是最直接的影响因素，因为他们的报酬可以认为是其努力和贡献的回报。同时，报酬机制激励的有效性取决于高管人员的报酬和他们贡献的正相关程度。 　　在实践中，众多学者对高管人员报酬激励和公司业绩关系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基本得出了正相关、不相关、曲线关系三种观点。这可能是由于他们选取的样本有差异，对高管人员概念的界定不一致及各项指标选取的不一致等导致了研究结果的差异性。但这些研究都是针对正常公司（财务健康）公司进行的，很少涉及高管报酬激励对于财务陷入困境公司的影响，至于高管报酬激励对于这些陷入困境公司在恢复过程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则更未涉及。因而本文试图通过对陷入困境后得以恢复的公司和业绩继续下降没有恢复的公司进行对比，阐明它们在高管报酬激励方面的差异，以期为困境公司最终走出困境提供有益的帮助。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本文主要从CEO持股比例、高管持股比例和高管年薪三个方面分析高管报酬激励对困境公司重组摘帽的影响。 　　（一）CEO持股比例 　　??照Jensen and Meckling（1976）的观点，当经理人员持股比例增加时，他们须支付大部分背离价值最大化的成本，从而更加不可能浪费公司财富。这种利益趋同假说表明公司价值随经理人员持股比例的提高而增加。Morck，Shleifer and Vishny（1988）认为，经理人员的反应是两种相反力量博弈的结果：经理人员有按自己利益最大化原则分配公司资源的自然倾向――这与外部股东的利益是相冲突的。然而，随着经理人员持股比例的增加，他们的利益更有可能和外部股东的利益相一致。第一种力量对公司价值有负的影响，第二种力量则对公司价值有正的影响。因此，在公司陷入困境时，经理人员持股比例越大，为了避免遭受损失，他们就会采取行动，争取让公司尽快摆脱困境。由此，我们提出下面的假设： 　　H1：CEO 持股比例与公司恢复正相关。 　　（二）高管持股比例 　　Jensen（1993)认为，企业出现许多问题的原因是管理者和董事通常都不拥有企业一定比例的股份，这样会降低董事会成员和管理人员追求公司价值最大化的动机。Mock，Shleifer and Vishny （1988）研究了董事会成员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比例与公司业绩之间有显著的关系，但这种关系不是单调的，即当董事会成员持股比例在0%～5 %或25%以上时，Tobin’s Q与董事的持股比例正相关，然而当董事会成员持股比例在5%～25%的范围内时，Tobin’s Q 与董事的持股比例负相关。根据上述分析，在公司陷入困境时，董事持股比例越大，就越有可能积极采取措施，扭转公司的局面。因此，我们提出下面的假设： 　　H2：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比例与公司恢复正相关。 　　（三）高管年薪 　　Murphy （1985）利用1964―1981年美国73家大公司的高层管理者的样本，分析了管理者薪酬与股东收益之间的关系，发现管理者报酬对股票绩效的弹性较强，且在统计上显著。Coughlan and Schmidt（1985）基于1978―1982年的149家公司的数据，研究了CEO 现金薪酬的变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与Murphy（1985）相一致的是，他们发现薪酬变化与股票价格绩效正相关。Jensen and Murphy（1990）估计了报酬绩效敏感度，他们发现股东财富每变化1 000 美元，CEO的财富变化仅约3.25 美元。他们还发现，CEO 只持有公司的很小一部分股份，持股数量也在过去五十年里呈下降趋势，并且管理者报酬自从1930 年以后也呈下降趋势。因此，他们认为美国的CEO 薪酬并非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