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小额信贷遭遇融资困境.doc

中国的小额信贷经过近二十年的探索和发展，正朝着正规化和制度化迈进。但随着国际小额信贷出现商业化潮流，曾一度占据主导地位的NGO正面临生存挑战。为探寻NGO小额信贷的发展现状，记者走访了国家级贫困县贵州兴仁县。 　　师从孟加拉模式　　“我们是孟加拉的弟子，完整地传承了他的衣钵。” 贵州兴仁县农村发展协会秘书长李昌俊幽默地介绍了该协会的“祖师爷”。 　　兴仁县农村发展协会面向农户，1998年6月注册为社团，启动资金114万元。经过十年的发展，2008年，资产总额已达343万余元。 　　李昌俊介绍，他们在进行小额信贷时有几大原则：服务对象为有生产能力的贫困人口和微型企业；提供无须抵押的信用贷款；贷款额度一定要小到可以控制风险。 　　之所以规定小额度短期贷款，原因是小额信贷服务的都是贫困地区，家庭底子薄，过去几乎没有信贷经验，难以从事大规模经营，只适宜从事无风险或小风险、易操作、周期短、见效快的小型项目。 　　记者调查发现，贫困户的贷款一般用于家庭养殖、购买化肥，或做小本买卖。这些项目一般所需贷款数额不大、期限不长，特别是村民都有一定的技术和经验，成功率大。 　　“由于这些都是小额贷款，因此要有一套不同于普通银行的贷款管理模式。我们现在基本照搬了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李昌俊说。 　　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默罕默德·尤努斯教授所创。其精髓就是通过制度安排解决贫困户无法提供贷款抵押与担保的难题。此后30年，乡村银行逐渐发展成组织遍及全国的金融机构，服务于全国64个地区的68000个村，还款率97％以上。 　　兴仁农村发展协会采用了与孟加拉相同的“五户联保制”。五户农户自愿组成1个小组，3至7个小组组成1个中心，由各组农户民主推举出小组长、中心主任。农户组建好小组、中心以后，报协会社区工作队员调查核实，再报协会总部核实、审批，在中心会议上一次性将贷款发到每一位贷款农户手中，贷款方式为整贷零还。 　　该协会信贷员刘宗桂说，申请贷款者必须无条件结成5户的互助、互督、互保小组，再成立1个贷款中心，这是很重要的制度保证。 　　小组成员在选择贷款项目、按时还本付管理费、实施监督等方面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虽然借款是个人行为，最终由个人决定，但小组中的5人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从而起到连保作用。为此，协会规定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不能在同一小组，以防止因直系亲属关系而影响连保作用。 “由于孟加拉模式的合理性以及我们严格按照贷款流程和制度，我们协会的还款率达98．33％。”李昌俊说。 　　融资困境 　　虽然小额信贷在中国发展得非常谨慎，但市场需求却非常旺盛。 　　“刚开始我每年只能贷到3000元，现在稍微宽松点，可以贷到15000元。看似涨了不少，但对我来说，是九牛一毛，特别希望能再多贷点，因为我现在除了养猪场，还有一家食品加工厂。”贵州兴仁一个养猪场场主陈万金不无遗憾地说。 　　陈万金从2007年开始向兴仁县农村发展协会贷款，由于是白手起家，协会当时只贷给他3000元。他用2400元买了一头怀崽母猪和一头25斤的小猪，当年获利25000元左右。如今，他的企业规模不断扩大，资金需求也越来越大。 　　调查中，像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他们都期待着更大的信贷额度。 　　为什么机构不愿给他们增加贷款量？李昌俊称，协会在保证老客户和发展新客户之间难以取舍，客户对贷款的需求量远远超出机构的资金量，“但我们必须保证所有农户的需求，所以不能把有限的资金投到某几个大客户上，这在风险管理上也不合适。这也导致一部分现有客户对机构失去信心而流失，影响机构在目标客户中的信誉度，从而影响机构的客户源。” 　　相关调查表明，在兴仁县48万人口10．4万户中，有37万人8．2万户是农村人口，其中有70％或5．7万户被认为是协会潜在的客户。协会目前覆盖了0．2万户，但仍有5．5万户潜在客户不能覆盖，市场渗入率仅为3．5％。 　　中国农业大学在2005年对贵州铜仁、江口、石阡、玉屏四县市502户农户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高达89％的样本农户表示了自己的贷款需求；对万山、松桃等6县720户的问卷调查显示，84％的样本农户也表达了贷款需求。 　　日益扩大的信贷资金需求与有限的信贷资金供给之间已经有了较深的矛盾。李昌俊称，从资金供给方面看，目前协会的300多万元贷款本金规模，远不能满足需求，随着该项业务的不断发展，农户的资金需求额也会越来越大。即便再充实2000万资本金，也不能满足全县的贷款需求。 　　“中国小额贷款的市场空间非常巨大，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小额贷款机构，尤其是像贵州兴仁县农村发展协会这样的NGO面临政策限制，其资本金不足已成通病，这会影响到机构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小额信贷发展促进网络秘书长白澄宇表示。 他认为，NGO小额信贷资金来源渠道目前较为单一，以扶贫为目的的非政府机构小额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