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派与解构主义在翻译理论中异同.doc

语言学派与解构主义在翻译理论中异同 　　谁不认识某物，谁就不能从它的词语得出它的意义。——马丁·路德 　　 　　最成功的诠释者看来非钟子期莫属了：“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最糟糕的解读数不胜数：汉代谶纬对河图洛书的歪曲；董仲舒、朱熹对儒家尊卑、贵贱的等级思想的恶意放大和扩张；一些人对《红楼梦》的妄解，“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迅语）……当然，也有人主张取消语言、取消解读：“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只不过这是一个悖论：庄子的这番话为我们所知道，正是借助语言的传播功能；如果没有语言和解读，汪洋恣肆的《庄子》如何让我们理解呢？如此看来，诠释和文本、语言和理解必不可少。 　　为什么要诠释？如何诠释？ 　　在现实需求层面上，表达意愿是生活的必需；在情感需求层面上，表情达意是一种精神需求；在终极意义层面上，探索未知世界、思考存在本质是恒久不变的追求——所有这些活动，都离不开语言以及对语言的理解。 　　理解、解释、应用、对话、问答、给予和取得，相互争论和达成一致，这些意义方面的交往构成诠释学的主要内容。 　　表情达意的愿望如此强烈，就像岩浆在地底奔腾冲突，一定要找到出口喷薄而出一样：“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渴求对方理解的愿望同样强烈：钟子期、俞伯牙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千古佳话，演绎知音难觅的永恒困境；“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绝妙好辞，诠释心心相印的莫逆于心。 　　 　　从语言产生的时候起，与沟通、交流、理解、默契相伴随的，就是误解、曲解、费解、臆断，就是巴别塔困境。巴别塔困境的本质涉及人类的偶像崇拜、智力崇拜、背叛、亵渎以及神力的阻止、警告、惩罚、变乱。然而，语言学家乔姆斯基 (Noam Chomsky) 仍然相信各种语言虽然表面上彼此不同，但反映出人类共有的基本独特性。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分子生物学教授施登特 (Gunther Stent)，曾将乔姆斯基的观念归纳如下：“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的文法，是一种决定某些声音与意义配搭的变化规则系统。它包括一个语意组件，一个语音组件，一个语句组件。表面结构包括的是语音组件资料，深处结构则包括语意组件资料，而语句组件资料则将表面与深处的结构配搭起来。因此，那在人类历史中，或说自建造巴别塔之后发生最大变动的，只是语音组件。”（引自《科学与圣经》，第十五章《巴别塔与世界人》）于是，不同语言之间、不同种族之间、不同信仰之间的对话和沟通成为可能。 　　实际上，过分强调语言、言语的混沌暧昧性、不可通约性，就像过分强调语言、言语的沟通和交流具有无障碍性、无缝对接性一样，既不符合事实，也无逻辑自洽性。然而，由于诗性语言具有更为丰富的多义、歧义，有更多的象征、双关、隐喻、比喻等充满不确定性和随意性的手法，以至于庄子有这样的论述：“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手段和目的、形式和内容的相互分离，只会加剧语言、言语的不可通约性，只会让人陷入更深的“不可说，不可说，一说即是错”的机锋之中而缄口不言。 　　正是为了摆脱这一困境，人们一直没有停止努力：“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的劝诫提醒，“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主观与客观的融合统一，训诂学、乾嘉朴学以及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的主张，语言学、语文学、写作学、现象学、传播学、诠释学等学科的建构，都在宣示语言、言语有着既可定性研究又可定量分析的特性。可见，语言和文学并不是只具有模糊性、不可通约性，并不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人们可以对日常生活用语、文学艺术语言、社会科学用语、人文科学用语、自然科学用语、工程科学用语以及宗教用语等进行定性研究、定量分析，以期达成表达、交流、理解、传承、创新的目的。 　　诠释的可能性已如上述，那么，如何诠释？ 　　首要的一条原则是，追根溯源，还原本相。 　　德国哲学家、诠释学家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阐释道：“如果我们知道并承认艺术作品不是审美体验的永恒对象，而是属于一个完满地规定其意义的世界，那么随之而来的结论似乎就是：艺术作品的真实意义只有从这个世界，首先是从它的起源和发祥地出发才能被理解。对艺术作品的所属的世界的重建，对原本艺术家所意指的原来状况的重建，以原本的风格进行的表演，所有这些历史重构的手段都要求揭示一部艺术作品的真正意义，并阻止对它的误解和错误引申。诠释学的工作就是要重新获得艺术家精神中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将使一部艺术作品的意义得以完全理解，这正像诠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