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中繁漪与《金锁记》中曹七巧两人的性格对比.doc

《雷雨》中繁漪与《金锁记》中曹七巧两人的性格对比 　　在中国文学创作的源远长河中，典型的人物形象塑造历来是众多作家的呕心追求之一。在纷繁、众多的作品中，他们或她们的名字总是与作品中那些血肉丰满，引发情感共鸣的人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鲁迅与其笔下的阿Q、祥林嫂;钱钟书与其笔下的方鸿渐、苏文纨;老舍与其笔下的祥子、二马等等。在对人物创作的追求中，富于情感与纤弱之特性的女性形象从古至今历来都是经典人物创作中的一个闪光点:情感炽热的崔莺莺、抱恨投河的杜十娘、命途多舛的“金陵十二钗”、丧子孤寂的祥林嫂、倔强孤傲的颂莲，他们无一不上演着多情脆弱的女性情爱悲喜剧，无一不在男性“纯洁”的绳套中，在绳套上那些美丽伪饰的迷惑中，从生理和心理上对自身进行着痛苦、残忍而又“自愿”的否定。到了近现代，女性社会自我意识的否定以一种貌似觉醒的形态，撕掉柔弱、羞涩、圣洁的外衣，“变形”的出现在大众面前。这当中，“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曹禺《雷雨》中的繁漪并称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性格最复杂、内容最丰富的三大女性形象”。之所以如此说，多是因为，他们身上既浓缩了中国传统女性的情爱悲剧，同时又勇敢打破女性传统角色固守的圣洁、美好、温柔、贤良的模式，回归到原始、自然、复杂和现实的人性情感中。而其中对繁漪“变态”的情感捆绑，阴鸷的性格以及她那种“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的描写;对曹七巧自我束缚于金钱枷锁，以求内心安全感和情感依托，并用这把枷锁砍杀了自己至亲至爱的描写，其发展脉络之清楚，性格描写之细腻，心理剖析之直接和犀利使得这两个女性艺术形象在现代文学中更是被推崇至“人性与女性结合的最突出体现”。在二者的身上，我们不难找到“情感上的受挫与自残，行为举止上的疯狂与变态，情绪上的压抑与转移”等等诸多共性。然而无论其相似的程度有多大，她们终归是两个人，她们的身上总有体现自身特性的地方，她们的身上总能找到解释二人命运相殊的本质根源———那便是“自我否定彻底性”的与否。 　　一、主体痛苦承受的差异 　　张爱玲在其自传中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话:“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她们不是英雄，只是这时代重负的广大的负荷者。他们不彻底，但他们是认真的。 　　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苍凉只是一种启示。” 　　正是基于曹七巧的这种失爱后对情感世界的彻底否定，因此我们对她投射的更多是一种同情与憎恶混合的情感，对她的同情更多侧重在她的冷漠无情与情感上的麻木荒凉，可以说她的痛苦更多是存活于旁观者的眼中和感受中，而对于其自身来说对“金钱”的狂热、变态的追求、高度聚焦的投入，已麻木了她对周遭人事的关注和情感的倾注(当然涉及金钱则例外)。她的精神家园已完全被具体的物质所吞噬，在她的精神家园里没有友情、爱情甚至是亲情，有的只是金钱，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七巧是用金钱代替情感构建了她的“精神乐土”。因此可以说七巧在她的思想领域中是“快乐”的。她承受了姜家上下对她的鄙夷与排斥;她抵御了季泽的引诱与挑逗;她“战胜”了媳妇对儿子的“拉拢”;她识穿了世舫“觊觎”家产的贪图。总之，在她的“清醒意识”下，她守住了她的那份家产。七巧对金钱的偏执让身旁之人痛苦、寒心甚至是恐惧，人们为她而悲，为她而伤，为一个活生生充满激情的女人，最后情感诉求不成，导致扭曲的灵魂放肆贪欲的种种劣迹苦叹不已。在封建社会伦理对女性的压抑中，七巧寻找到了“拯救”内心的“良方”———她用金钱的存在来代替自身存活的意义。用金钱否定爱情，用金钱否定亲情，甚至用金钱否定自身意识。七巧认为在金钱的国度里，她找到了精神的“乐土”，于是在金钱的世界里，她畅游在自己的“快乐”当中，从此结束了精神的苦旅。自我的迷失与麻木，使得“丧失自我，灵魂扭曲”的痛苦转嫁到了“清醒者”的思维意识中，使读者成了七巧悲剧命运的痛苦承担主体。 　　想较曹七巧来说，繁漪是更加不幸的———“生来是个女性，命运已给她终身的不幸。如果没有知识，浑浑噩噩像牛马般地过了一世，倒也令人省事，最不幸的是也去吃了“智果”，从模糊中清醒过来，认识到自己也是一个人，从而有了情感上的欲念。” 　　繁漪正是这样一个偷吃了“智果”的不幸女人。她在情感上对周萍的依赖成了读者同情她的情感要素，同时也成为她痛苦的本质根源。正是因为这种不彻底性，她一次又一次地燃起被爱的希望，同时也一次又一次在周萍的不忠与玩弄中承受患得患失的精神和心理折磨。在阴霾、沉闷的周家大院，繁漪否定金钱，否定权势，否定亲情与友情，否定世俗伦理道德，甚至否定自己作为女性的矜持与自尊。然而知识女性对男女之情的浪漫追求，对享受被爱的渴望与向往却使她无法否定人类的原始情感之一———情爱。于是“情爱”这根绳索便成了她否定一切后，倾力抓住的一根“救命草”。相比之下，可以说繁漪的痛苦更多体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