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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五贞:中国女权史上的一个重要牺牲者-国学教育论文
赵五贞:中国女权史上的一个重要牺牲者
凌云岚
赵五贞自刎,真相是什么?
1919 年11 月15 日,长沙满城都在传说一件奇事:一位新嫁娘,昨天出嫁路上,用剃刀自刎于花轿之中。何解呢?众说纷纭。能识字的人,自然最关注当日的报纸。
按照长沙《大公报》当日的详细报道,事情大致的脉络浮现出来了:
南阳街赵姓眼镜店有一个女儿,叫赵五贞,22 岁,曾在某学校毕业。缘父母之命,嫁于四川人吴姓子为妻。吴家以古董业起家,颇富裕,定亲之始,女方并无怨言。
喜期临近,女家暗派亲戚往柑子园吴家调查,回报尚佳,“惟新郎颇不雅观”。赵女遂提出改期,理由是兄长在外未归。吉期已定,这个理由当然被拒绝了。
昨日的喜事开始倒还顺利,吴家从赵五贞的姐姐家接亲,“一切铺张,颇为阔绰”。哪知行至青石桥某南货店门前,轿夫突然发现轿内滴出鲜血,大骇,此时离吴家已经不远,于是快步抬到夫家。
吴家听到此事,自然不敢迎入门内,先派媒人启轿帘查看,“但见新娘仰面而卧,头颈割有刀痕,宽寸许余,血如泉涌,奄奄一息”,而且轿内立即就发现了一把剃刀头。这一来场面混乱可想而知。
吴家碰到的难题是:轿子抬不抬进门?有说不抬进门,有说应抬进门。最后还是抬进门细看,发现新娘昏迷,但气犹未绝,立即原轿抬往湘雅医院医治,但终于未能保住赵五贞的性命。
事情的过程基本清楚,但赵五贞自刎究系何因?报道说是“新郎颇不雅观”,但街谈巷议,却有着另外的版本:一种是说赵五贞嫁给吴家子是做填房,而且吴家子年纪大,她不愿意;一种是说赵五贞听说未来婆婆夙有恶名,担心过门后受其虐待;最离奇的说法,是赵五贞前曾许配某人,父母嫌未婚夫家贫悔婚,另配吴家。
这几种说法,都可以在中国传统的民间伦理谱系中寻得前例,虽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正理,但民间社会并不完全反对女性因为追求名分,或恐惧未来家庭生活,而作出自杀反抗的举动,尤其是坚守初约,拒绝另嫁,简直就具备了进《烈女传》的资格,小说戏曲里多有赞美是举者。
大概是事出离奇,舆论压力颇大,报纸访员调查也特别殷勤,四天后,《大公报》居然刊出了题为《赵五贞自刎案之真相》的报道,内容是对赵五贞之父赵海楼的专访。身为民众的当事人现身大众媒体澄清真相,在今日毫不希奇,但在1919 年的内陆省份长沙,可是相当罕异的事。
赵海楼明确表示,他接受采访的原因,是“近日外面飞短流长……种种冤枉,皆系因于揣度”,他不得不出面向大众说明真相:
云五贞初不愿填房,后经父母相劝,亦愿。惟因月经改婚期,吴五往汉口收账,原定于二十二日喜期,十七日尚未归,所居之处谣言四起。有谓吴五因卖假珍珠,致囚于汉口狱中不能回家者;有谓吴五之母去年与某姓妇人口角,致将某妇左手虎口咬破,某妇致成残废,控诉于地检厅,将吴母办一四等有期徒刑,今日方才出狱,恶声四播,尽人皆知者;有谓吴五年逾五十、其貌不扬者。种种谣言,输入小女耳内,以致骤改常态。
按照赵父的说法,赵五贞的自杀,纯因听信谣言所致。他也自己检讨,说赵五贞曾经提出要推迟婚期的想法,“只怪余夫妇为礼所拘,有以致死”,“所悔者未克通权达变,以全小女之志耳”。总之,无论由于谣言还是别的原因,赵五贞自刎,是为了反抗这桩她并不情愿的婚姻,殆无疑义。正如有论者指出,如果赵五贞死得早一点,或者死在家中,或者死在普通的轿子而非喜轿里,都不会引起如此大的轰动。正是这种反抗的剧烈,场面的戏剧化,给媒体与公众提供了超出事件本身的解读空间,从而让赵五贞演变成了一个女权解放的符号。
赵女士的“自由意志”与“人格”如果赵五贞的自杀,提前100 年、50 年、20 年发生,社会将怎样解释这一事件?道学家如《儒林外史》中的王玉辉,大概仍然会谴责她违抗父母之命,但自吴敬梓、蒲松龄、纪晓岚以降,都不太会这样做,他们应该会向这位宁死不肯屈服不良婚姻的女性表示出某种敬意。这也算是民间社会伦理的一种弹性。
事实上,《大公报》上确曾登出《赵贞女诗》,诗中写道:“近今侈自由,俗教廉耻亡。虽由父母命,强迫竟罹殃。……一死完清操,千载有余芳。口告采风者,树此贞女坊。”赵五贞何以会变成“贞女”?似乎作者比较相信“拒绝另嫁”的传言,赵五贞的自杀,被当成了“知耻”的一种表现。这同样是一种符号整合方式,如果这是在1869 年,难保赵五贞就不会被写进地方志书的“贞女”条目下。
而1919 年的长沙,却处在一种旧传统尚很沉重、新文化力图突围的氛围之中。倾向新文化的《大公报》迅速抓住了这一事件中“以死抗争”的要素,将其提升到了“反抗旧式婚姻”的高度,11 月15 日,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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