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仁玕资本主义法制思想的萌发与形成.docVIP

洪仁玕资本主义法制思想的萌发与形成 一、逃亡生活与法制思想的萌发 洪仁玕法制思想的萌发与形成，离不开两个关键条件：一个是接触宗教；另一个是目睹中国局部地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繁荣景象。洪仁玕之所以能背弃孔孟之道，转而信奉宗教，与洪秀全有着直接的关系。洪秀全是洪仁玕的族兄，在青年时代，他与洪仁玕一样，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但都落选，受到打击之后，他大病一场。一次偶然机会，洪秀全翻出久置蒙尘的《劝世良言》，由书中的内容联想到自己大病时的幻觉，从而认定自己是奉上帝之命来凡间诛妖除魔的。从此，洪秀全不再做儒生了，他丢掉儒家经书，改信基督，家中孔子的牌位也被上帝的牌位取而代之。1843 年洪秀全在家乡广东花县创立了“拜上帝教”,动员农民群众颠覆当朝政权；并模仿《劝世良言》完成《原道醒世训》、《原道救世训》、《原道觉世训》等系列着作，他把这些着作当做“拜上帝教”的教义，还制定了仪式与教规。 洪仁玕最先加入教会，经常与洪秀全一起讨论宗教和时事，这是他接触西方宗教的开始。后来为了认祖归宗，以取得传教的“合法身份”,洪仁玕跟随洪秀全来到广州寻求基督教真理，在那里洪仁玕结识了美国传教士罗孝全。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接触西方传教士，但由于时间短暂，他只了解到粗浅的宗教知识，他们终因信仰不纯未能“受洗”.此时的洪仁玕紧跟洪秀全的步伐，亦步亦趋，并确立了创造新世界的共同理想。洪仁玕因洪秀全而与西方宗教结缘，这为他人生的转变埋下了根基。 随着拜上帝教势力的不断扩大，其与满清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1852 年，在洪秀全策动的谷岭起义中，洪仁玕被擒获，后来侥幸逃脱，开始了久居香港的逃亡生活。在香港，洪仁玕苦心学习基督教教义，并正式皈依为基督教徒。洪仁玕革新思想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传教士的影响。 据洪仁玕自述，在香港和上海与之有过交往的传教士多达二十余人，现有据可考的就有英国传教士理雅各、艾约瑟、慕威廉、麦都思，美国传教士花兰芷、裨治文，以及瑞典传教士韩山文等人，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韩山文、罗孝全、麦都思及理雅各四人。罗孝全是洪仁玕最早于广州认识的，他揭开了西方宗教在洪仁玕心目中的神秘面纱。洪仁玕刚逃到香港的头两年，大部分时间与瑞典传教士韩山文在一起，他一边向韩山文学习基督教教义，一边教外国传教士学习中文。在他与韩山文交往的过程中，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经过这两年的学习，洪仁玕丰富了基督教知识，达到了一般教徒水平，但不久韩山文便去世。 麦都思是第一个翻译太平天国文件的外国人，他来华较早，但主要在上海布道，洪仁玕曾逗留上海数月，得以与麦都思相交，但相处时间有限。不过，据传教士艾约瑟说，洪仁玕在上海的时候，每天早餐前都与麦都思诵读《新约圣经》一小时，这使洪仁玕对基督教义和圣经又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在众多传教士中，当属英国传教士理雅各与洪仁玕关系最为密切，主要原因不是他们结交时间最长久，而是因为他们满足了彼此的心理需求。 一方面，洪仁玕以理雅各传教助手的身份，接触到更多本原的基督教知识，以使自己逼近宗教真理，同时借助于他在华的人脉关系，扩大自己在教会圈中的影响，从而建立自身的社会支持网络。另一方面，理雅各还是一位汉学家，他对中国儒家文化很感兴趣，曾翻译过很多儒家经典，通过洪仁玕这位深谙中国儒家典籍的基督徒，他可以更直接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渊源。洪仁玕在太平天国执政期间，曾将其治国方案《资政新篇》的手稿交给理雅各，此外，他还借职务之便邀请各国传教士来太平天国做访，这些足以证明他与传教士之间的紧密联系。 在洪仁玕勾画的法制社会中，他充分吸收了传教士宣扬的基督教的平等观念及人道主义精神，但传教士对他的影响不只限于宗教方面。洪仁玕所交往的传教士大多还从事着外国书籍的译介工作，如《植物学》、《重学》、《大英国志》、《联邦志略》、《地理全志》等都是他们翻译过来的，洪仁玕通过他们广泛接触到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文化，拓展了视野。韩山文生前还赠与他《世界地图》、远望镜、指南针、寒暑表作为纪念。这些新奇的经历激发了洪仁玕了解西方文化的热忱及其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崇拜之情，也成为他求助于西方民主与法制来完善自身思想体系的重要动因。 洪仁玕来到香港时，香港已被资本主义英国统治多年，如果说宗教是洪仁玕实践改革宏图的重要精神和理论支撑，那么他亲眼目睹到的表面繁荣的香港社会则为他提供了具体改革措施的参照和素材。19 世纪中叶，殖民地香港建筑林立，商业繁荣，有英国资本家开办的工厂、船政公司和银行，还有礼拜堂、医院、学馆、四民院（提供给鳏寡孤独者）等社会福利机构，更有火车、公路等现代化的交通方式。这些新鲜事物极大地刺激了洪仁玕的感官，增加了其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感性认识，并使他逐渐形成自己的政治经济思想。此时，洪仁玕的治国理念已与洪秀全出现了天壤之别。 二、风雨飘摇的太平天国与《资政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