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哲学结课论文.doc

引言：韦伯指出，理性主义为西方文化所特有。理性主义认为人的推理可以作为知识的来源以及证实知识的手段，而中国思想家的观点则与之不同，后者可称为实践理性主义。 墨子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认识论原则，即“言必立仪”。这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涉及到认识的检验标准问题，是对人类认识进行反思的一种高度自觉的表现。墨子说：“言必立仪。言而毋仪,……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墨子·非命上》）“仪”是准绳、准则，也即标准。“言必立仪”即言论的“是非利害”必须确立标准。这里包含了认识的真理（是非）标准和价值（利害）标准。 大思想家王夫之认为，“行而后知有道，道犹路也。”[1]“道”即道理、规律，人们只有通过行，才能认识事物的规律，犹如走路，只有行才能知道路。由此可见，王夫之认为行是知的来源。他举例说，“格致有行者，如人学弈棋相似，但终日打谱，亦不能尽达杀活之机；必亦与人对弈，而后谱中谱外之理，皆有以悉喻其故。”[2]终日打谱而不与人对弈，是难以学会下棋的，只有在与人对弈的实践中，才能逐渐晓喻“谱中谱外之理”，以“尽达杀活之机”。 王夫之认为：“知而后行之，行之为贵，而非但知也。”[5] “知之尽，则实践之而已”[6]，行为实践是认识的目的与归宿。在这里，王夫之也明确地使用了“实践”这一概念。王夫之所说的“实践”主要是指道德实践，但也包括生产实践等。 行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检验认识的价值标准和真理标准，是认识的目的。此外，王夫之还明确地使用了“实践”这一概念。在中国思想史上，王夫之使实践理性主义第一次得到较为完整的表述。 三 在关于“民生主义”的论述中，孙中山指出：“我们要拿事实做材料，才能够定出方法；如果单拿学理来定方法，这种方法是靠不住的。这个理由，就是因为学理有真的有假的，要经过试验才晓得对与不对。好象科学上发明一种学理，究竟是对与不对，一定要做成事实，能够实行，才可以说是真学理。”[11]由此可见，孙中山认为行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 在关于“中国文明不进步的原因”的演说中，孙中山指出：“不去行，便无法可以证明所求的学问是对与不对；不去行，于是所求的学问没有用处。”[12]孙中山再次谈到检验认识的标准问题，认为行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并且，只有行才能实现认识的价值，行是认识的目的。 实践是认识的起点和来源，个人认识和人类认识均发生于实践，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标准，是认识的目的。孙中山运用近代科学思想对实践是认识的起点和来源这一观点进行了系统论述，同时丰富和发展了实践的内涵。 四 毛泽东认为，社会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最终标准，经过社会实践的证明，能够达到预期结果的认识即为真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18]他强调说，“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由感性到理性之认识运动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19] 毛泽东指出，实践使认识得到修正、完善，是推动认识发展的动力。“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20] 毛泽东认为，实践是认识的目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21] 西方文化的魔力，表现在对事物的认识上，不是整体的观察思考，而是偏重禹个体分析、逻辑推理，表现为片面的掘进。 西方哲学家、思想家不一定对某一事物做出整体、全面的研究，仅考察其问题的一个方面，仅靠执其一端即可创立一种理论，提出一种学术观点，建立一种学说，甚至发展成为一个学派，形成一个主义。正像这些学说、流派的基础只是执其一端一样，新的理论、流派、主义，也就用新的一端来对前者加以批评、批判和否定，从而确立自己的地位。到了当代的科学哲学，西方人认为，理性的批判精神是知识增长与文化进步的基本动力 在西方，一个学者是要能证明别人是错的或者证明自己是对的，或者有一种新的理解，既可以独树一帜，自成一派，且不乏信奉者、追随者，因此，西方文化中经常出现思潮迭起、理论迭出的现象。其思想文化流派的多元化走向共生格局，令国人不可思议。如果说古典的人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