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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谢世清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 　　2010年11月12日，G20首尔峰会通过了《首尔峰会宣言》，确认了此前在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上通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改革方案，并承诺继续推动和落实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此次IMF份额改革方案有三点最为引人注目：第一，发达国家将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超过6%的IMF份额；第二，份额被严重低估且经济富有活力的“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全部进入前十名；第三，中国所持有份额从目前的3.72%升至6.39%，投票权也将从3.65%升至6.07%，中国IMF份额跃居全球第三。 　　份额是各成员国在IMF中所持有的基金股份，反映了成员国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相对地位。份额主要有四个作用：一是决定了成员国向IMF认缴的资金数额，构成IMF主要资金来源；二是决定了成员国投票权的大小；三是决定了可以获得IMF贷款的最高限额；四是决定了可以从IMF获得特别提款权(SDR)分配的数量。投票权等于基本票和认缴份额所代表的加权票之和。每个成员国都拥有250票，反映了主权国家平等的原则。此外，每增加10万SDR份额便增加1票，反映了成员国的经济实力。 　　此次IMF份额改革是IMF有史以来针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最大份额转移方案，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首先，改革意味着IMF正在适应世界经济版图的多极化发展趋势，将有利于增强IMF的合法性、可信性和有效性。其次，这也是一次明显的权利东移，赋予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更多的话语权，使它们第一次站到了国际金融舞台的中央。再次，改革也标志着以G20为首要平台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治理全球金融秩序的新时代的到来。最后，中国份额的大幅提高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IMF份额改革的主要历程 　　2006年9月，IMF新加坡年会迈出了份额改革的第一步，对中国、韩国、土耳其、墨西哥进行了小幅上调。国际金融危机凸显了对IMF治理机制进行改革的迫切性。经过多次G20峰会的推进，IMF份额改革进程加速。 　　2009年4月，G20伦敦峰会定下份额改革基调。G20伦敦峰会上，领导人对加强国际金融??管和IMF增资等问题达成了共识，决定强化IMF在国际金融体系的中心角色，将IMF的资金规模增加至现在的3倍，由2500亿美元增加到7500亿美元，以确保IMF有足够资源以帮助陷入困境的国家。领导人还要求IMF把第14次份额总检查提前到2011年1月，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和代表性。伦敦峰会使IMF成为最大的受益方，并为接下来的份额改革定下了基调。 　　2009年9月，G20匹兹堡峰会达成份额改革框架协议。伦敦峰会使IMF进行了1998年以来的最大规模的普遍增资，但相对份额比例却没有调整。在9月份G20匹兹堡峰会上，IMF份额改革成为各方利益博弈的焦点。发展中国家认为，IMF应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至少7%的份额，而发达国家认为不能超过5%。最终领导人达成的协议使IMF份额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决定将发展中国家的份额提高至少5%，并宣布G20将取代八国集团(G8)，成为今后讨论全球经济议题的首要平台。 　　2010年4月，IMF与世界银行春季联合会议实现改革突破。在IMF与世界银行的春季联合会议上，世界银行率先兑现G20匹兹堡承诺，通过了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的改革方案，自此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上升了3.13%达到47.19%。其中，中国在世行的投票权从2.77%提高到4.42%，跃居第三位。世界银行投票权的重新分配较好地反映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要求提高话语权的正当要求，对接下来的IMF份额与投票权改革具有很好的示范效应。 　　2010年6月，G20多伦多峰会宣布份额改革最终期限。G20多伦多峰会发表了《多伦多峰会宣言》，宣布IMF份额改革将在2010年11月G20首尔峰会之前完成。此前不久，韩国釜山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肯定了世界银行在投票权改革和增资方面取得的成果，同时提出将建立一套反映各国经济实力等内容的份额动态调整公式，逐步实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平等分享投票权的目标。多伦多峰会还就IMF份额改革的细节，如指标转让者、指标获得者、指标转让规模、指标获得规模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 　　2010年10月，G20财长和央行行长庆州会议达成份额改革历史性协议。作为G20首尔峰会的准备会议，韩国庆州会议就IMF份额改革达成历史性的一致意见：首先，发达国家向代表性过低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超过6%的投票权，使后者总体份额升至42.29%；其次，欧洲国家将让出两个执董席位给发展中国家；再次，“金砖四国”的份额都将有所提升，全部进入前十名；最后，中国持有份额将从现在的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