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运动到法治-新中国成立以来反 腐败斗争的模式演进及其路径选择.docVIP

　　从运动到法治: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腐败斗争的模式演进及其路径选择 摘 nbsp;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反腐败斗争经历了运动反腐模式、权力反腐模式和制度反腐模式的变迁，不同模式之间的更替是历史选择的必然性，也折射出由“人治”走向“法治”的反腐败理念的转变。从历史发展的视角，高度总结过去各个时期反腐模式的演进及其实践效应，并从制度反腐的学理基础和现实诉求的层面阐述中国反腐败步入新常态的必然指向，最后阐述中国反腐败斗争最终必然走向法治，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具体对策，旨在为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　　关键词：运动反腐;法治反腐;模式演进;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D630.9 nbsp; nbsp; nbsp; nbsp; 文献标识码：A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文章编号：1671-9255（2015）04-0006-06 　　 　　新中国自成立以来，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如何建设新中国的考验，同时也面临着掌握权力之后防止腐败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反腐斗争开始以执政党的反腐模式出现，对权力的控制和监督成为反腐模式的主要内容。在长期与腐败斗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经历了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再到制度反腐的模式演进和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斗争模式。 　　一、历史沿革：新中国以来反腐模式的 　　演进及其实践效应 　　反腐败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政治问题。中共建政60余年的期间，反腐努力从未停止，反腐模式也迭经变迁。每一种反腐模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既一脉相承又有创新突破。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反腐模式及其实践效应，总结和借鉴以往反腐经验，对我国当前反腐工作的路径选择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建国初期非常态性的运动反腐 　　建国初期的运动反腐是中国共产党在非常态社会背景下民主政治初步实践的产物，具有强烈的群众运动色彩和阶级斗争特征。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通过采取政党领导与群众民众参与相结合的政治运动方式来解决党内的腐败问题，比较典型的反腐运动包括“三反、五反”运动、打“虎”战役、“新三反”运动、整风运动以及“四清”运动等，这些反腐运动满足新中国成立之初稳定政权与政治发展的现实需要。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种运动反腐伴随文化大革命的发生逐渐演变成为一种不正常的阶级斗争，严重干扰经济建设的正常秩序。从根本上说，运动反腐模式是在各方面制度、体制都不够完善、健全的情况下的一种历史性选择。[1]然而，它往往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的政治运动，存在轻“法治”的问题，缺乏必要的法律程序，一旦群众运动不受控制就会对民主法制建设和经济文化建设造成巨大的破坏。运动反腐模式主要是短期集中打击腐败的方式，难以适应反腐败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二）改革开放初期的权力反腐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一个新的重大社会转型期，它批评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决定不再搞群众运动，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逐步构建一个常态社会。这一时期，针对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邓小平同志下令加大对典型案件的查处，并且恢复文革时期被撤销的反腐败的监察机关。随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按照邓小平的建议，落实“廉政七件事”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运动反腐被否定、制度反腐还没有确立的条件下，这种权力反腐模式在惩治腐败方面具有一定的实效性，个人权利对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办仍然经常性地发挥关键作用，突出表现在个别地方主要领导批办案件上。但是这种模式将成功的希望寄托于领导人的个人努力，而领导权力意志推动的不稳定性，从长远看是不可行的一种反腐模式。因此，从权力反腐模式向制度反腐模式的理性回归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三）新世纪以来反腐向制度的理性回归 　　20世纪末，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进入全新的市场经济时期。当时的一个普遍共识是腐败现象的产生主要根源于市场经济转型期的制度缺陷，要彻底反腐败就要把它置于制度建设的框架之下。这一时期，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以及反腐败应“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要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2]随后党的十六大实现了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顺利交接，由胡锦涛同志领导下的中央新领导集体，将反腐败方针深化为“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罚并举、注重预防”，并创造性地提出反腐倡廉建设的概念。由此看出，制度反腐的理性回归既与强调制度建设的大环境相适应，也满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