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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应对不同类型粮食安全问题 　　粮食问题是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问题。古代统治者“以粮为本”,现代政府则“以粮为纲”。每隔几年就会有人喊“狼来了”,粮食也就会成为“问题”,学界、政界就要为此担心一番、争论一番、强调一番。笔者以为,我们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通过对粮食安全问题类型的划分,来审慎地评估粮食问题的安全水平,因地制宜地解决现实或潜在的粮食安全问题。 　　 　　市场性粮食安全问题 　　 　　所谓市场性粮食安全问题是指生产者对粮食价格的反应而诱致的粮食安全问题。市场性粮食安全问题又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粮食产业整体性比较效益低而诱致的粮食安全问题。粮食产业的平均利润低于经济作物和工商业,对于农民而言,主要是粮食的平均利润低于棉花、蔬菜、瓜果等经济作物,种粮的收益低于外出务工的平均收益,从而诱使农民减少或者放弃粮食生产,改种经济作物或外出务工经商,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反复出现的粮食安全问题就是种粮比较效益过低所致。二是粮食产品阶段性的低价格诱致的粮食安全问题。比如1998―2002年粮食价格比较低,农民纷纷减少粮食生产而改种其他经济作物,导致粮食供给不足引发粮食安全问题,即个人理性导致集体谬误所形成的“囚徒困境”。三是国内外大资本投机性介入,如买空卖空诱致的粮食安全问题。虽然粮食产业还没有出现由于大资本操纵的买空卖空现象,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现在国内外非生产性、投机性大资本过多,通过市场投机而导致粮食安全问题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以上三个方面都属于市场性粮食安全问题,是由粮食供求和粮食价格等因素导致的。市场性粮食安全问题是因为收益问题引发的安全问题。不同类型的粮食安全问题有不同的解决办法。对于第一种类型的粮食安全问题,需要政府介入才能够解决,即将粮食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予以重视;对于第二种类型的粮食安全问题,不需要政府介入,让市场自行恢复平衡,当然如果出现“蛛网效应”的苗头,政府可以适当调控;对于第三种类型的粮食安全问题,则需要政府前瞻性的防范,完善粮食储备系统和流通设施,防止投机性大资本“上山下乡”,扰乱粮食??品的正常供求关系。 　　 　　能力性粮食安全问题 　　 　　所谓能力性粮食安全问题是指生产能力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即是否具备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能力而诱发的粮食安全问题。粮食生产能力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耕地数量。耕地数量是粮食安全的基础,有了一定数量的耕地,粮食安全就有了基础。但是有较多的耕地数量,并非就能够保证粮食安全,很多耕地丰富的国家,粮食安全也不能保障。因此,耕地只是粮食安全的一个必要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二是耕地产能,即分析粮食安全问题要将生产条件――旱涝保收的耕地数量考虑进来,考虑耕地的质量。只有早涝保收的耕地,才能够保证粮食的稳定产量。旱涝保收的耕地也只是粮食安全的一个必要条件。三是速生粮食生产能力,即如果遇上粮食安全问题,耕地能够迅速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且迅速种植粮食的能力,其能力还包括速生型粮食品种和技术储备――品种是否比较多,是否能够在任何条件下生产。四是技术和管理问题,即粮食种子的改良及田间管理水平提高的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粮食安全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粮食品种的技术改良而保证的。 　　中国历史上很多时期的粮食安全问题是生产能力的问题,但是生产能力与当时的技术条件有关,而技术条件的改变是一个渐进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因此判定粮食安全问题必须将市场性粮食安全问题与能力性粮食安全问题区别开来。前者可以通过政府必要的调控和干预予以解决,后者是结构性的问题,短期无法解决。而对于能力性粮食安全问题也要根据其类型具体分析:对于耕地数量,现在关注的学者和官员比较多,但是必须认识到耕地数量的减少是一个必然趋势,这是不可逆转的。从粮食生产能力视角来看,必须将粮食安全保障重点放在提高粮食增产技术和改良中低产田方面。另外,还需考虑到即使有耕地、有旱涝保收的耕地、有增产技术也不见得能够保证粮食安全,因为粮食安全问题还受市场等因素的影响。所以我们不能僵化地看待耕地及其数量,不能总是盯着耕地和播种面积,而更应该注重粮食生产能力:一是要保证有基本的生产粮食的能力,严控耕地的非农化,保证农业用地数量维持在一定水平;二是要保证万一出现粮食短缺,能够迅速调整农业用地结构,确保迅速生产速生性粮食的能力,即粮食生产的快速应变能力。笔者认为,一个国家只要有一定数量的农业用地和快速生产粮食的能力,任何粮食安全问题都不足为虑。 　　 　　灾害性粮食安全问题 　　 　　所谓灾害性粮食安全问题意指自然灾害诱致的粮食减产和绝收的粮食安全问题。灾害性粮食安全问题也不是笼统的,更不是同质的,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局部性灾害诱致的粮食安全问题,就是某一个区域因为自然灾害导致粮食减产,如1998年江南地区的大洪灾、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