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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量对货币需求影响研究进展与简评 　　摘要：西方经典货币理论曾对制度因素影响货币需求进行了论述，但由于制度变量的难测定性及长期稳定性，有关的研究一直以来未取得进展。自1976年Goldfeld发现了所谓的失踪货币之谜，制度变量对货币需求的影响才开始为人广泛关注并进行实证研究。本文介绍有关的制度变量及其影响货币需求的结果，并作一个简评。 　　关键词：制度变量；货币需求；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0)07－0041－06 　　 　　一、前言 　　 　　一般来说，货币需求由三类变量所决定，一是代表社会经济活动总量的规模变量(如GDP、GNP、零售总额等)。二是代表货币及货币替代物收益的机会成本变量(利率、汇率、股票价格等)，三是规模变量及机会成本以外的代表社会制度变迁的制度变量。虽然费雪、庇古、凯恩斯、弗里德曼等货币理论家在其经典货币需求理论中曾对制度变量的影响作过系统详细的论述，但由于制度变量的难测定性及短期稳定性特点，在长期的货币需求研究及大量实证研究中，制度因素并没有作为影响货币需求的一个重要变量进入货币需求函数，而大都通过规模变量及机会成本两个变量来分析、解释、预测货币需求，制度因素基本被淡出研究视野。1976年Goldfeld发现所谓的失踪货币之谜，只含规模变量及机会成本两个变量的传统货币需求函数无法对现实货币量给予正确合理的解释，美国货币需求在1975年一季度向下位移出现断点(第二、三、四季度失踪现象明显加剧)，小于传统货币需求函数的测定量。Goldfeld认为传统货币需求函数遗失了变量，导致了函数出现未能用规模变量及机会成本解释的误差，原因在于美国制度发展因素未包括在货币函数中，即NOW、货币市场基金等创新产品的出现，降低了货币与替代产品之间的转换成本，货币被相关产品广泛替代，而导致社会货币需求总量的下降。自此，制度变量对货币需求的影响才为人们所重视，而逐渐激发西方学者的研究兴趣。 　　一直以来，西方学者致力于通过社会制度因素解释货币需求的变动，建立了很多测度制度变量的指标，并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由于制度因素的多样性、各国的差异性及研究视角的不同，学者们对各种制度因素并没有建立统一的、权威的测度指标，制度变量指标凌乱、松散，制度变量对货币需求的影响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理论体系，也没有建立完整的理论模型，而是散见于各有关文献，而且目前对制度变量影响的研究还在不断探讨摸索中。鉴于此，本文就影响货币需求的制度变量进行一个分类梳理、列举，并做一个简要评论(本文只关注那些建立了测度制度变量指标并进行了实证研究的文献，对于只从理论上论述制度变量影响的文献不在本文关注范围)。 　　 　　二、影响货币需求的制度变量 　　 　　1、货币化。 　　商品交换范围的扩大，货币经济化程度提高，货币媒介交易的广度与深度的不断扩展，由此导致社会的货币需求量随之不断增加，与此同时银行系统不断扩张，增加了对社会存款的吸收能力，银行体系吸纳的存款货币增多，这两种力量推动了货币流通速度的不断下降。Pesek(1963)认为生活环境的改变影响人们的货币需求行为，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将导致其持币倾向相应变化，他以非农业雇用劳动力比例作为货币化(也视为工业化)指标，对英国及捷克斯洛伐克两国的M2进行计量分析，发现非农业雇用劳动力比例显著正向影响货币需求。Bordo and Jonung(1981、1987、1990、1993)考察美国、英国、加拿大、瑞典、挪威1880年－1986年间的货币流通速度时(GDP／M2)，发现这五年的GDP／M2都呈现出先下降、平稳、后上升的U型形状，Bordo and Jonung认为GDP／M2下降是由于货币化程度不断加深所导致的，Bordo and Jonung建立了两个货币化指标：非农业雇用劳动力／社会总劳动力、现金／M2，并以其水平值及一阶差分值与GDP／M2进行计量分析，发现货币化与GDP／M2之间存在唯一协整关系。且系数显著。Klovland(1983)使用现金／M2指标的三年移动平均值对挪威1867年－1980年的货币需求进行计量分析，结果为：不论将1867－1980作为一个样本期还是将其划分为四个子样本期，现金／M2的系数都为正；Siklos(1993)对美国、英国、加拿大、瑞典、挪威五国1870年－1986年的货币流通速度重新考察时，发现现金／M2与GDP／M2之间确实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同时Siklos(1997)使用现金／M3指标对新西兰1980－1994年的收入流通速度(GDP／M3)进行实证分析，现金／M3的系数也显著为正。Jonung(1983)以人均持有商业银行账户数量、农业工资的现金支付比例作为货币化指标，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