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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公司董事会外部董事不可替代性 　　概述 　　2004年6月国务院国资委颁布《关于中央企业建立和完善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建设的指导意见（试行）》（2004年229号），拉开了深化改革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序幕。2009年10月国务院国资委又发布《董事会试点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管理办法》，把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及过几年的改革发展，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焕发出勃勃生机，特别是宝钢、神华等大型央企更是发展迅速成为行业翘楚。这几年山东、江苏、湖南、贵州、内蒙、广西、上海、天津等省、市的国资委也陆续开展董事会试点工作，地方的国有企业也因此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些都已说明规范法人治理工作开始在国企中全面展开。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弊端，说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规范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借此机会介绍“外部董事”这一新生事物，以及它在法人治理结构的核心――董事会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进而论证外部董事的不可替代性。 　　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已经证明，普遍看来公司是最为广泛高效的经济组织形式，它被看作是“人类的成就”。当年中国清代政府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薛福成说“公司不举，则工商之业无一能振；工商之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雨后春笋般成立的公司，创造了巨大财富，提供了无数就业，带动了经济高速增长，推动了很多发明创造，也产生新的社会文化。但同时，公司制也滋生了人们的贪婪腐败，带来了权力失衡和贫富悬殊。 　　“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只有两种分类：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本文所说的“国有公司”，是指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资本占控股地位的有限责任公司。另外，为了适应社会使用习惯和叙述方便，本文中“企业”与“公司”意义相同。本文所指出的弊端，除一些确实是国有企业独有外，如“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相当一些也是非国有企业共有的，事实上正是因为有这些“公司的通病”，如今中外的公司都在孜孜不倦、不遗余力地探索建立改善现代企业制度和完善法人治理 　　结构。 　　国有公司的弊端 　　1．政企不分，用行政管理手段和方法干涉企业管理，无法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实际上是不以市场为导向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国民经济中的产、供、销完全依赖国家行政计划，当时的企业不会有也不用有经营管理自主权。改革开放之初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为了适应市场竞争形势需要，政府不得不给企业“松绑”，给予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但是，长期的计划经济影响和“大政府”对社会经济大面积的管理，以及政府与企业之间人员的交叉重叠，使得国有企业还无法彻底摆脱“政企不分”。一些国企虽然“体量巨大”，但由于不是靠竞争发展而来，而是靠政府赋予的垄断地位，只是政府权力在经济领域的延伸，效率低下，浪费资源，还扭曲了市场信号。可以说“政企不分”是典型的违背市场经济规律 　　现象。 　　2．产权不明晰，缺乏有效的国有企业产权管理制度。计划经济时代，国企产权本来是明晰的，是单一的、纯粹的“国家全民所有”。改革开放后，由计划经济迅速向市场经济过度，原来国企由于不适应市场竞争，纷纷被市场淘汰。政府实行“股改”、“抓大放小”、“国退民进”等一系列措施，来重启国企的竞争力。这时，公司的产权结构已不再单一，社会资本参与进来，国有股、民营股、风投基金、职工股等汇聚一堂，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更是股权高度分散。在这过程中，“国有股（全民所有）出资人缺位（它带来更深刻的问题是职业经理人信托责任缺位）”这个问题展露出来。事实上，企业中的国有产权并非不明确，而是因为国企股东名义上是全国人民，但人民却没有一条有效途径来行使自己的股东权利，这样国企产权才变得模糊起来。 　　产权不明晰、出资人缺位（职业经理人信托责任缺位）的最终结果，就是一系列公司事件。一些缺乏信托责任的企业家利用“改制”、“国退民进”的机会，钻国家政策的空子，玩起了套股洗钱游戏，他们暗箱操作，利用压低经营利润、操纵资产评估、非法融资等手段大肆侵吞国有资产。据有关部门统计，国有资产每年至少流失800～1000亿元，世界银行则估计我国国有资产的流失量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12%。国有资产以如此惊人的速度流失，已经成了困扰改革与发展的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威胁国家经济安全。格林柯尔事件中的顾雏军案就是典型案例。另外，海尔的MBO（经营者融资收购本公司股份）、TCL的MBO、山西沁县800亿国有煤矿资产流失等，都引起社会广泛 　　质疑。 　　3．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没有风险管控机制。决策层与执行层高度重叠，没有相互制衡的结构关系，